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品牌代言人可信度特质模型具有良好的因子结构效度。在中国背景下，品牌代言人可信度模型可以用一个三因子模型来承担。与奥哈尼恩（1990）的量表比较，同为三维度构成，但构面上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品牌代言人可信度判断的差异性。
因子分析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量表的测项内容，如果没有包含相应的测项，自然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因子。奥哈尼恩（1990）的研究中，她先让学生进行自由联想，找出提及率最高的四个名人，并人为地为他们匹配了相应的代言产品。在她的研究中，问卷回答者只能对限定的四个名人进行评价。从奥哈尼恩的研究可以看出，她已经预设了代言人都应该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因此，她并没有将这一因素纳入到其考察的内容中包含在其中考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王怀明（2004，2005）开发的量表中。
在奥哈尼恩（1990）和王怀明（2004，2005）的研究中，代言人外貌和身体的吸引力均为一个重要的构面，但是本研究中，吸引力为什么没有作为一个因子被独立地析出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在奥哈尼恩（1990）的研究中，问卷设计为指定的名人代言虚拟的品牌，当消费者对某品牌缺乏其他消息的情况下，代言人的外在吸引力就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指示，从而影响到被试的判断。而本研究是要求被试自行填答记忆最为深刻的品牌和代言人，这样，被试对于该品牌拥有其他来源的信息，这就可能影响到对代言人的判断；其次，众多消费者对代言人的喜爱并非基于其外貌，更多的还是对其个性的认同和其职业成就的崇拜。这样的例子很多，本研究中被试提及比较多的几个代言人如姚明、刘翔、成龙，他们都不是靠外貌获得消费者的喜爱的。最后，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于漂亮与否的判断也越来越有分歧。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和问卷分析过程中发现，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如李宇春，很多人认为其帅气、潇洒，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可。
关于专业性，在奥哈尼恩（1990）那里，专业性被认为是有知识的、有技能的等，但实际上，消费者更多地会把代言人与代言产品无关的专业成就归入到名气声望上，而与代言产品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则被归入到产品一致性上，主要关注代言人和代言产品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和一致，因此专业性可能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因子析出。
笔者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时候，对跨行业的每个样本强迫萃取4个因子或者5个因子，试图发现更多的因子，但吸引力时而与名气声望的测项结合，时而与产品一致性的测项结合，专业性有时也可独立析出，但比较多的是与产品关联相结合。因此，吸引力和专业性这两个因子的表现并不稳定，难以被独立地析出。
品牌代言人可信度特质模型基本的学术贡献和对营销实践的价值在于，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开发并验证了品牌代言人可信度的因子结构模型，得到了名气声望、产品关联、可信赖性三个基本构面，构成了在中国市场上评价和选择消费者评价代言人可信度的最基本的三个维度。
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品牌代言人的知名度，而本书认为，与知名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品牌代言人的职业成就和地位，因此，本书用名气声望代替知名度这一因子，名气声望代表了代言人的知名度和在自己事业领域中的成就。此外，以往通常用“一致性”来强调品牌代言人和所代言产品之间应该一致，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一致性”的内涵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书研究发现，消费者更加关注品牌代言人和其代言产品是否具有某种相关，或者说消费者是否感知到品牌代言人和其代言产品的相关性才是更加重要的，因此，本书用“产品关联”取代了原来“一致性”的提法，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说明品牌代言人和所代言产品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产品关联代表了代言人的形象、气质、个性、能力或其他与产品构成的某种联系和一致性。最后，本书认为，可信赖性代表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人品、能力的总体判断，名气声望和产品关联对可信赖性有一定影响。
该测量模型包含的15个测项，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并可用于对品牌代言人可信度特质的测量与评估。
这三个维度，可以帮助营销管理者在选择代言人之前，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和比较，并且可以对同一代言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进行纵向比较，为公司代言人参与的公司整合营销活动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度量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名气声望、产品关联、可信赖性只是作为三个最基础的考量维度，并不表明吸引力和专业性不重要。笔者认为，未来有必要针对特定的行业开发相应的量表。在某些行业，针对特定产品选择代言人的时候，有必要将吸引力和专业性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有效的结合，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