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
面对新的世纪，西方思想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景象，什么“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等，似乎什么思想只要加上个“后”字就能显出新意。然而在新世纪的新挑战面前，人们有些不踏实却是真的。我们先从后现代主义开始介绍。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二十世纪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对于这种思潮，人们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诸多说法，这里只能选其中主要的来加以介绍。六十年代之后，媒体、计算机以及各种高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重新调整，政治的激烈动荡，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时空经验形式的出现，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新的问题。西方现代化的结果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这使得一些具有激进思想的人滋长了文化反叛情绪，对现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及思维形式提出质疑。这些自称为后现代的思想家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令人窒息的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企图对动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传统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模式的解体作出自己的反应。
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按照凯尔纳的分析，这些新社会运动的特点是把关注转移到新的社会问题上，“新兴的社会运动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诸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有害意识形态给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迫性后果的反应。新社会运动对把劳工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呼吁以更加民主的政治斗争与政治参与形式，来对付那些无法化简为劳工剥削的权力与压迫的多重根源。”他们认为，这说明人们已告别了传统的无产阶级斗争方式，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学肥它看作是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
首先，我们来看看“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来历。凯尔纳和贝斯特的《后现代理论》一书对此有很好的介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不少理论家的作品中相继出现了后现代世界的用语和概念。如文化历史学家卢森堡在《大众文化》的导言中就分析了大众社会生活状况的变化，描述了新的后现代世界的两种可能性。他认为后现代世界既充满希望，又遍布危险。“总而言之，后现代世界给人们提供了一切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有提供。对其可能性所作的任何理性思考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担忧，担心我们会被业已困扰着人类的各种社会狂暴行为所压倒。”（1957年）同年，经济学家德鲁克在《明天的里程碑》中也用新的后现代的世界来指谓后工业社会。他说：“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某个并不明显的点上，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现代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尽管至今尚没有相应称呼的时代。”1959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声称：“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时期的终结点上。正如在古代之后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由东方文化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人所谓的黑暗时代一样，如今，现代时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取代。”
其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值得重视的。到了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被广泛引入到文化理论领域，用来描述那些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的、或取而代之的艺术作品。在七八十年代，文学、诗歌、绘画和建筑中的后现代形式仍在发展。以建筑为例，过去那种高度现代风格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遭到激烈反对，后现代的建筑追求标新立异，甚至在外形和结构上都要突出个性。后现代的建筑设计师们排斥现代主义建筑的实用、效率。理性功能主义的传统，偏爱那些古怪的、有历史味的、出人意料的线条和形状。在文学艺术方面，后现代艺术则以新的随心所欲、新的玩世不恭。新的折衷主义来与庄严性、纯粹性、个体性等现代主义的价值相对立，反对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区分，反对流派和风格之间的严格差别，喜欢讽喻、灵活性、自我意识、断裂。含糊、同时陛，强调解构、非中心化、非人性化的主题。也有人从科技的角度认为，新的通讯、信息和能源的模式正在开启一个后现代时期。人们获得了新的时空经验，被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所吞没，电视中变化莫测的图像，画面一个接着一个虚拟世界的图像使人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幻，现实和电视中图像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那些女权主义者自称已经完成了对男性现代主义的批判，她们说，“我们真正要的是权力而不是天真的真理”。在她们看来，“真正的‘体面的’自我”是一种心理暴力的产物，因为这种心理分析抑制人们的欲望，使沉浸在以异性恋为中心的文化中，给同性恋者带来诸多的痛苦。七十年代当嬉皮风格渐渐衰落的时候，非主流社会就走向朋克（punk）。朋克族们的表现不同于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一代，他们爱穿旧军服和旧皮衣，剪短了头发，扎了耳朵眼，穿起黑色的紧身裤和马丁博士靴；朋克文化“自己动手”的时装信条甚至把时装变成了通俗艺术。这些都是在大众传媒统治着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现象。人们在谈论着道德恐慌，而道德恐慌理论又总是把“表现”和“真实”对立起来，不能完满地解释其中意识形态的操作过程。总之，人们遇到了疑惑，作出了本能似的反应。
社会学家贝尔认为两百年来塑造的资产阶级现代纪元正在终结，后现代纪元将表现为反叛、反资产阶级、无道德标准、享乐主义等各种本能、冲动和意志的解放。否定性的后现代的话语反映了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悲观情绪。不少人认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由于来自变化和不稳定性的、以及来自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威胁，正在走向衰落。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的理论，它是怎样兴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至今仍在争论，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因为在各种立场和说法中间连基本的统一性都没有。通常被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彼此的立场互相冲突，差别之大令人惊讶。要了解后现代的理论，看来还要从现代性开始，因为后现代是从现代性的概念发展而来的。
现代性（modemitv）在西方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指的是随着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历史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历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一系列转型。从笛卡尔起，所有关于现代性的论述都推崇理性，把理性视为知识和社会进步的源泉，都在追求所谓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现代性的思维模式认为，人都是有意识的能知的主体，通过理性的力量能够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并且形成有关的科学知识，知识的真理性反过来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是真的，语言的逻辑力量在人的思维判断过程起重要的作用，人类在征服自然上有无穷的力量，在改造社会方面也有无限的潜力。因而，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就是理性主宰一切，就是对理性、真理、逻辑和语言的推崇。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通过现代艺术、消费社会的产生、新技术和新的交通和通讯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虽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同时沿着异化的方向发展，给人们带来新的灾难。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殖民地过程中被灭绝的种族。这些情况促使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宣称：在当代这种高科技媒体的社会中，新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和崭新的文化形式，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这个历史阶段是信息型的、知识型的和技术型的，是资本在更深的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ho—mogenization），是文化的断裂化（fragrnentation）以及新的时空经验、主体性等的出现；所有这些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人们怀疑现代性所推崇的概念和思维方式，现代传统所视为当然的理性主义、基础主义、人类中心论、决定论、主客二分法等都受到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应该说，詹姆士、杜威、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一批哲学家早就对现代思维模式发起了后现代的批判，他们对某些哲学基本范畴所作的修正为后现代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如詹姆士的“有用就是真理”和杜威的“真理是工具”就是对理性主义真理论的修正。尼采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高级的颓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有“高级的东西”都被理性、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夷平，本能由此走向急剧的衰退，他激动地宣布“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则认为，人文主义的胜利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理性统治规划，使对存在的遗忘达到了顶峰，因而他致力于摧毁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呼唤新的思维、关系模式，寻求与存在更本真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突破了逻辑主义狭隘的形式主义眼界，把语言和语言的应用和活动包含在内，大大扩大了人类对人际信息交流的理解。后来一些哲学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更在哲学层面上直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把结构一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试图以结构分析的方法把人文科学建立在较为稳固的基础上。他们企图用结构来重新构造客体，从中揭示客体中发挥作用的规律，把结构看成是客体的模拟副本，认为可以把客体中不能言传或难以理解的东西展示出来。结构主义致力于对事物深层规则的揭示，以客观性。一致性、精确性和真理为目标，要洗涤掉一切主观经验。结构主义还企图取消支配着从笛卡尔到萨特的哲学传统的主体概念。主体仅仅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只是社会和语言的构建物，是派生的东西。这种漠视内容的形式化倾向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
对结构主义进行批评的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克利丝蒂娃和巴尔特等人。这些人的观点都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狂妄自大，企图创建文化研究的科学基础；追求基础、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的现代标准。他们不满意结构主义关于心灵具有普遍结构的非历史观点，赞成一种彻底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意识、认同、意义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尽管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摒弃自主的主体概念，但后现代主义更强调在当代世界生活中被结构主义抽象性所压制的缺陷。在他们看来，现代哲学企图提供真理的绝对基础，保证主体能无中介地接近现实，这些都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现代哲学正在被那种无法实现的梦想所毁灭。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和文学的二元对立，包括主体/客体、表象/现实、言谈/写作等，构建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让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使理性否定了本能、现实否定了表象，这都是有问题的模式。在语言问题上，后结构主义强调差异比统一重要，主张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进一步要求打破哲学与文学理论、哲学与社会理论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之间的界限，带来更具戏剧性和多样性的写作模式。德里达的意义生成理论，福柯的权力概念，加塔利的欲望概念等，这些都是后现代理论批判中提出来的新东西。
凯尔纳认为，后现代主义大体上追随后结构主义，要了解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不了解后结构主义是不行的。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话语是指它抛弃了现代话语和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这个“后”字表示它是接着现代之踵而来的，描述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而且是指超越现代时期、对其理论和文化实践积极否定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后”字也可以理解为对从前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是一种超现代性或强化了的现代性。凯尔纳说：“我们将用‘后现代主义者’一词来称谓哲学、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后现代倡导者。后现代主义者描述通常拥护发生于知识、文化和社会中的断裂，频繁地攻击现代性，同时认同被他们吹嘘为新的。‘激进的’后现代话语与实践，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作模式。新的价值和政治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他主张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不要仅抱轻蔑和鄙夷态度，而要敞开胸怀，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同时对它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不实之处提出质疑。
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思想。
福柯的后现代思想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是一位后现代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有崭新的视角。他出生于法国的普瓦蒂埃小城，1945年进亨利四世中学高师文科预科班学习；在那里，由于哲学教师让·依波利特的影响，他迷上了哲学和黑格尔。1946年福柯考入高师，毕业后于1950年，通过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后来他在索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接着又攻读心理学，1949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52年获精神病理学学位。在此期间，他经常有机会接触精神病人以及犯人等，这些社会经验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重大影响。1953年完成第一部著作：《精神病与个性》。
1951年至1955年福柯在高师教授心理学。在高师时，福柯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不是积极分子，1955年退党。从1952年至1955年在里尔大学教授心理学和心理学史。
1955年8月福柯到瑞典任教，在国外过了五年的漂泊生活。
1961年他博士论文的主论文《精神病与精神失常》一书和副论文《康德的（人类学）》的译文和引言出版。
1960年至1966年福柯在克莱蒙·贾朗大学任心理病理学教授。
1966年福柯的重要著作《词与物》出版。
1966年福柯到克尼斯任教，同时写作《知识考古学》，该书于1969年出版。1968年他回到法国。
1970年福柯人选法国法兰西学院，任思想系统史的教授。
1975年出版《监禁与惩罚》一书。这样，监狱史和性意识史等成为他的研究领域。
1983年他知道自己染上艾滋病，1984年去世。
福柯被认为是一位“思想怪杰”，因为他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关注诸如“精神病”、“监狱”、“性意识”、“语言史”等热门话题，而且他的研究成果又是如此优秀，以致他的著作每每都标志着一个崭新的起点。
精神病与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