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
媒介世界正由情节转向奇观，由理性文化转向快感文化，由线性文化转向块状文化，由叙事文化转向景观文化。面对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是媒介地理学构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学体系的重要组件。
透过这五大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和未来发展机遇，合理利用地理因素以保持和增强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与平衡和谐的科学机制。
传播与媒介研究长期忽视空间的概念，媒介地理学的出现无疑把空间研究提升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当下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一般性存在，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复杂性建构。空间（space）是地理学的基本材料，对于媒介地理学而言，空间是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和景观。在媒介社会中，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为社会的神经和大脑，它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媒介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的过程。较早对空间予以关注的是哲学家康德，他指出，地理学和历史学充填了我们的四周：地理学所讲的是空间，历史学所讲的是时间。但是，正如布劳德（C.D.Broad）所言：“欲将自然科学上所习用的空间、时间、物质，当作彼此独立的东西来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性上是紧密地打成一片的。”由“时空平衡”发展到“偏向空间”，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理学研究的动态之一。人们对于历史和时间、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关注，转移到了空间上来。从城市建筑、设计和构造，到城市外观和色彩，都受到了空间理念的影响。文化研究、媒介传播与地理学的相互渗透与交叉，使得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从稳定静态向多元流动的特征转变。人类空间的形成不仅受到自然与外界的硬环境影响，还受到地位阶层、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聚集空间。
第一节 空间作为语境假定物
空间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正如西美尔所言，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空间感，表现为彼此之间的地理或者心理的距离。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空间是多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种种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媒介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综合。空间是有形的，但却在人们的体验、传播、重构中不断发生变形，甚至城市空间也不断被拆离与重组，这都与外界条件、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空间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
爱德华·苏贾指出：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从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一般意义上的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无论是哲学的、理论的，抑或是经验的空间分析，都无法避免以物质的形态来描述空间的样貌。这种物质的空间观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对空间的判断。比如人们用“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等词汇时，往往会与人类行为的意义相联系，但“空间的”这一术语，则会唤起一种物质的或几何的意象。因此，爱德华·苏贾认为，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从牛顿的空间观来看，他所代表的古典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就像容器（container）。与时间一样，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不受人们感知方式的影响，其结构也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固定的结构给每一个事物一个特定的地点，这就赋予了万事万物固定不变的空间特性。古典的空间和时间一起构成了事物活动的背景。牛顿1867年在其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绝对的空间，其自身本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它处处均匀，永不迁移。他将空间作为事物运动的一种绝对的不变参照系。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以及认知结果。后来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则打破了人们将空间作为静止的背景这一看法。空间并非是均衡的，连续性的，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关系的连接方式也并没有固定的形态。事物在相互关系中，组成了各异的空间格局。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在此遭到了否定。
就“空间”术语的距离层面而言，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66）将其分为亲密空间、个人空间、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四种形态。他认为，亲密空间是指在知己之间进行私人交谈的距离（亲密距离18英寸左右比较适合）；个人空间是指个人对空间和距离的不同使用，其个人距离（18英寸到4英尺的区域）主要留给家人和朋友使用；社交空间是同事之间对空间和距离的不同使用和认知，这种距离（4英尺到12英尺的区域）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交谈；公共空间是公众人物与会话者之间对空间和距离的使用和认知，其公共距离（大于12英尺的区域）大多用于非常正式的讨论，比如上课和讲演。
按照地理学的描述，空间是一种物质的固定形态，同时也是各种地理景观的投射。空间的形态往往由于对空白的填充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城市的“中心区域”，可能是在特定的经济理性作用下形成的，而当这种环境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来观察既有的空间。因此，空间的意义随时会发生变化，会受到人们的经验、外在条件等等的影响。
二、空间关系学
对于个人空间使用的研究，学界称为空间关系学（proxemics）。“空间关系学研究人们在交谈中如何使用空间以及对他人空间使用的感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空间范围圈内，从而构成了他的领地。每个人的领地大小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它是依据每个人所属的文化来确定。“语言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同样道理，非言语行为也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拉丁美洲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谈话时喜欢靠得很近，而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则喜欢有一个宽敞的空间。因此，不可用此文化中的距离感去评价彼文化中的传播情境，否则易造成错误的传播。其次，空间大小还与每个人的个性有关。大多数脾气暴躁、不太友善的人往往占有较大的空间。第三，空间的大小与距离的远近与传播情境也有密切的关系。大量研究还表明，人们和他们所喜欢的人交谈要比和他们不喜欢的人交谈靠得近；朋友要比点头之交靠得近；熟人要比陌生人靠得近；性格内向者要比性格外向者保持稍大的距离。在交谈时，两个女人要比两个男人靠得近。
我们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领域或空间，但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以“并非有意”、“表示亲近”、“侵入”和“污染”等形式侵犯他人的领域。面对来犯者，由于“侵犯”的原因有的是密友，有的是求爱，有的是怀有敌意，有的是准备“占有”，被侵犯者若不能接纳，就可能做出撤离、隔离或者反击的举动。所以，侵犯他人的领域或空间，若不受欢迎，必然既影响互动行为，亦影响交流效果。
三、空间话语是变化和流动的
由于空间本身属性的多样性，所以当我们论及空间时，往往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话语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多种环境和因素相连，并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固定的、可以量化的、绝对的实体，而予以一味的形式化，则无法还原空间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世界的本真意义。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通融的和开放的。地理边界的渗透、损坏和拆分，不仅会引起空间以及场景的改变，还会使语境、意义和情感产生变化。
在媒介地理学中，我们应当注重媒介居所在城市空间格局的位置和坐标，从空间的概念、符号以及意义等方面出发，将媒介流动的本质呈现出来。同时，还需考虑媒体人在整个城市人群中以及城市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人的活动、媒介环境、城市空间等因素对于媒介文化的定位和生态空间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如何通过媒介描述、审视地理空间，如何突破和超越地理空间，在现今新型的传媒技术时代如何进行地理空间的划分与重建，这些都是社会文化领域内重要的问题。空间感知除了环境为人们提供的现实印象之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空间的种种思考和观念也将影响对空间的解读。以城市空间为例，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便注意到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并于1925年从人文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同心环模式（concentric ring model）。他认为，城市中心是商业汇聚地，围绕中心区城市可以被看成是由若干同心圆环所组成的物质空间，每一个圆环又被分成若干分区。在不同的空间区域内存在着不同功能的融合和交替，而不同空间与地点又会组成不同的画面与景观。人们的城市感知，则取决于感觉中的元素和与其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组合。
20世纪8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基于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信仰等的差异逐渐受到了地理学的重视，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社会身份等则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权力、人际层次等，都影响着城市空间以及景观意义的形成。既有的空间秩序被发现，又再次被颠覆。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界定，会随时因为经济格局的变动、传播手段的发展以及社会集群的重组等原因，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流动性与差异性，成为媒介地理学中不可忽视的特质。文化背景、社会差别、文本与话语、景观的隐喻与阐释等，加上媒介的中间作用，使得城市空间的组成更为纷纭复杂。“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因此，“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作为地理学的基本构成要素，空间话语和秩序的建立，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而需要我们用动态的视角去进行空间的解读与思考。
第二节 不同空间的特点与景观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空间变得更为立体多样。英国人文地理学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曾经以地质学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在政治、资本、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会堆叠出种种地层组织，形成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间形式，并在社会背景、观念、表象和意义不断催化下，建构起社会与城市空间多重互动的多面性景观。当代人文地理学一般将空间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和第四空间，空间的四个层次彼此不同，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空间向度的思考，一方面将其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是可以被标记、被观测、被解释的；同时，它又是精神层面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意义的阐释，往往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这些物质的或经验的空间，都有着各自的外在表现与特征。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空间进行分别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掌握城市空间的结构，进而掌握其在各种环境和视野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和景观。
一、第一空间：可感知的有形世界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对这种物质空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关注，其视角是广泛的，探寻的深度也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他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置于对社会空间的观察与分析当中。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物质属性，但它绝不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不相关的孤立存在。因为空间还具有精神属性，包括国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还有经济、政治等意义。但是，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的空间形态和社会意义，并不能取代其作为地域空间的物质性。
它的认知对象便是那些可以采用实验和观察等手段直接进行把握的空间形态。缘于物质的地理环境而建造起来的空间系统都属于这个范畴。城市，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进行衡量。
毫无疑问，第一空间偏重于物质性和客观性。包括自然与人的关系、环境地理学等，都是在第一空间中呈现的物质内容。如果将其作为经验文本，则通常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一是通过外在的感知对空间进行具体而准确的描绘；二是从社会和心理角度进行分析，以阐释更为复杂的内部空间。例如城市一方面可以从街道、建筑、道路等外部形态去进行规划，另一方面则需要探究其城市人群所形成的复杂关系。
第一空间是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物质区域来进行识别的。即便是以文化为核心结成的空间系统，也能够通过民族以及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呈现出具有差别的外部形态。文化的多样性被随意地添加到了地理的差异之中。实际上环境和自然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因素，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空间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由于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发展的推动因素。不可否认，物质的手段可以对第一空间中的某些环节进行客观和准确的测量，比如空间的范围及环境构成。但正因为人的存在，使得这类空间显得并不单纯，而且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文化的印记。所以，对于空间的认识，就必须突破纯粹理性和机械的测量手段，从而注重文化的影响，并使用多角度的评价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