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一首歌这么唱道：
人口是成倍成倍往上翻，往上翻，二十年来总人口是成倍往上翻……
这首歌节奏铿锵，有着进行曲般的感染力，它唱出了巨大的人口带给我们的压力，因此也显得不无忧患。
我的父亲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我们全家都住在学校里。有一度时间，每到清晨，学校的大喇叭就会响起这首嘹亮的歌，它“成倍、成倍”地飘荡在校园的天空中，提醒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们意识无度生育带来的危害，并且强有力地暗示出大家都可意会的政策要求。每当这首歌回响起来，我们家就陷入在一种无形的尴尬与惭愧之中，仿佛在被强烈地谴责着。我的父亲，垂头丧气地喝着清晨一成不变的稀粥；我那一贯冷漠的母亲，也会因为这头顶的旋律而变得焦躁不安，甚至怒气冲天，她不断地吆喝着，像对待一群牲畜般地催促着我们上路，该出去的都抓紧出去，上路！去上学！去玩！似乎我们迅速从她眼前消失，就会改变她眼前的处境，令她摆脱掉内心的悲愤。
应当说，这首歌的确表达出了紧迫的国情，起码，对于我们家而言，它是非常贴切的。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都是朴素之人，他们的一切言行乃至愿望，都建立在朴素的情怀之上（后来我父亲虽然沾染上了作风问题，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出发，我依然觉得他犯下的只是一个朴素的错误）。譬如，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他们朴素地期望养育出一儿一女，这是一种最好的搭配，一儿一女活神仙，大家都这么说，而追求大家都这么说的东西，就是一种朴素。何况，大家说得也很有道理，一儿一女这样的比例，的确体现出了一种平衡与和谐。然而事与愿违，就像所有朴素的东西都易于被捉弄一样，我朴素的父母被某种神秘的因素捉弄了。这种因素来源于他们自己的身体，但因为无法落实究竟是哪个身体起了决定性因素，便为他们其后的相互推诿埋下了无尽的祸根。在他们争吵得最残酷的时刻，他们相互将对方比喻成繁殖能力过剩的某种家畜，诋毁对方的身体，将生活的一切苦果都归咎于对方。
在我父母眼里，生活这个枝头结出的最大一枚苦果，就是我们四个小孩。正如歌中所唱，这枚苦果在他们愿望的基础上，成倍地往上翻了一番。很显然，他们的幸福却没有因此翻上一番，四张嗷嗷待哺的嘴，反而成功地将他们的苦恼翻了一番。造成这样的局面，老实说，我的父母是有些委屈的。他们并非纵欲无度的人，也具备应有的生育常识。但是造化弄人，他们的身体有着比常人翻一番的繁衍能力，那就是，我的母亲以两次生育，却繁殖出了四个小孩。当我的两位哥哥降临人世之时，我的父母既有些惊讶的喜悦，又有些难言的失落。他们当然会觉得遗憾，如果这一胎产下的，是两个不同性别的小孩，那么对他们而言，无疑将是一次完美的丰收，他们将一劳永逸地实现最初的愿望，只用一半的成本，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活神仙。
我那朴素的父母，像任何朴素的人一样，多少都具有一些投机与赌博的心理，他们觉得，自己距离活神仙并不遥远，那个使家庭平衡与和谐的女儿，并非遥不可及。没有实现的幸福最鼓舞人，同时也最影响人的判断力。我的父母决定再努力一次，反正下一次生育就是计划内的事情。他们忽视了自己奇特的身体，坚定地奔向心目中的幸福。于是，我和曲兆禧接踵而至。直到此刻，我的父母才如梦方醒，我的到来终于让他们醒悟，原来计划根本没有变化永恒，我，曲兆禄，我们这两个额外的家伙，已经成倍地放大了他们的目的，令叠加了的幸福走向了它的反面。
我的母亲够苦！作为四个小孩的母亲，她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她有资格率先向生活开炮。不堪重负的母亲敏锐地指出，正是因为我父亲取给我两个哥哥的名字，才导致出了接连不断的额外生殖。这个发现的确惊人，似乎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我那身为小学语文教师的父亲，在给儿女们取名时，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朴素。老大曲兆福，老二曲兆禄，于是，天经地义地，我成为了曲兆寿，后面跟着个曲兆禧。是我的父亲具有先见之明吗？不知他当初是如何盘算的，福禄在前，寿禧随之而来，简直就是理所当然。沉重的生活因为我母亲的这个结论而呈现出了宿命的色彩。她甚至不无讥讽地说，如果老大叫了曲柴，那么她就一定会源源不断地生下七个，直到凑齐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也为这个玄秘的斥责而深感不安，但母亲的夸大其词依然令他恼火不已。争端由此而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每一次战争，最终都会集中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究竟是谁导致了两胎四胞的诞生，谁应该为此负责，谁？谁！他们彼此都没有科学的依据，我母亲的宿命论往往就占据了上风。
宿命论成为了我母亲最有力的武器。久而久之，她便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归于某种叵测的因果。譬如，她会将我的感冒与数日前的某句话联系在一起，那句话本来寻常无比，在她的诠释之下，居然真的会充满了不祥之兆。在这种气氛下，我们家渐渐被一种虚无所笼罩，生活的面目在我们眼里缥缈如水，即使它巨大坚硬，也仿佛披着柔漫的轻纱。
身为一名教师，我的父亲，尝试过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重新引导这个家的逻辑。他与一位学生家长勾搭在了一起，并且成功使其受孕。事情败露之后，父亲的人生大为改观，他从一个善于讲理的人，变得理屈辞穷。但在家里，他却打出这么一手牌来为自己申辩：他要用事实说话，如果对方生下的只是一胎，那么盛产孪生的这个罪名，他就可以洗去啦！并且他已经想好了，如果这个证据降临，他就会坚决以“曲柴”为之命名，以此驳斥母亲的荒谬逻辑。父亲的狡辩当然也是强词夺理，但是这个荒谬的狡辩，却有效地平衡了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那个被扼杀在子宫里的曲柴，成为了父亲的底牌——子虚乌有的曲柴永远无法被落实，就像真理一样既实在又渺茫，只是某种更高的存在，遥遥凝视着我的母亲。
我母亲因此而变得消极、冷漠，她不再喋喋不休，开始活在沉默的宿命论中，宛如一个承受着苦难的神秘女巫，直至在沉默中消耗掉自己的两只乳房，并且，最终走向死亡。我父亲以荒谬覆盖荒谬，效果看起来还算不错，这就给我们几个小孩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并且，植根在我们的世界观里。在我们眼里，世界是不可琢磨的，生活是难以证伪的，一切都是怪异的，并且是可以被虚构的。对，虚构，它不仅仅是一种急中生智，它是一种恒久的手段与策略，是一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命的底牌。
如今，我的新生活被悍然刷上了黑乎乎的“拆”字。我几乎无能为力，只有被恐惧扼住喉咙。我该以怎样的“虚构”来应付危机？就是说，我改打出怎样的牌？去做一颗尖锐犀利的“钉子户”？这太难了！我经常上网，重庆那颗闻名全国的“钉子户”，对我当然有所启发，它傲然毅力于万丈沟壑之上的孤绝姿态，充满了虚构的魅力，但成就这种姿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最基本的两点是：一，男主人肌肉发达，是勇猛的散打高手；二，女主人伶牙俐齿，宛如新闻发言人。仅此两点，就足以粉碎我成为一颗钉子的梦想。我非但不肌肉发达，非但不勇猛，甚至堪称单薄；小鸽呢？小鸽还是个孩子，在我眼里，她有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根本没资格去做伟大的“钉子户”！
由于被刷上了黑乎乎的“拆”字，我店里的生意就提前崩溃了。被刷了“拆”字的小店，就好像被诊断出绝症的病人，行将拆除的店铺，就好像行将就木的老家伙，根本没什么信誉可言。而且，那黑乎乎的“拆”字很快就刷满了半条科技街，它威力巨大，像一阵狂风，把曾经的繁荣吹卷一空。店主们很快联合起来了，共同的灾难把曾经尔虞我诈的人们召唤在一起，谈判，抗议，组织对话，新闻呼吁，看起来都收效甚微。小小的街道办事处，强大如国家，赔偿方案丢在你眼皮下，多少？当然是杯水车薪，摊在我手里的，大约也就是五万块钱。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五万块钱，开什么玩笑！我会把我踌躇满志的新生活如此贱买吗？那样，我的生活就会变成踟躇不前。
告他们，打官司，运用法律武器！小鸽这样鼓励我，我也这样去鼓励其他店主。起初群情激愤，一呼百应，大家高举法律之牌。但几天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我的同盟者，那些店主们，态度突然暧昧起来，言辞含混，虚于委蛇，而这时，我已经找好了律师。显然，他们被分化瓦解了，街道办事处各个击破，无非又多承诺了几个钱。而我，作为一名煽动者，成为了街道办事处重点迫害的对象。街道办事处把我和其他群众区别对待了，根本不再搭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