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卡罗维再次来到华盛顿。这一次，我决定要让他参与一次我们的演习。“弗里克”是一家与中情局合作的化工公司的化学家，那个时候也正好来访。他们两位可以一起看看我们的实战表现。
“通才”培训项目开始后，我们正在对三到四位官员进行培训，使他们做好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准备。为了让他们接受全方位的训练，我们会让他们花费几个星期专门研习某个学科以便掌握专门技巧，比如牙齿的伪装。在最后的考核中，我们把这些技巧融入一个复杂的行动中，要求他们应用所学的所有新技巧。在这次演习中，一个三人组合秘密潜入了假想国，在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基桥万豪大酒店的客房里建了总部，然后从酒店出去与一名在逃的恐怖分子接头，之后帮助他完成伪装，潜逃“出境”。在准备让卡罗维加入时，他们正要入境假想国。
为了增加乐趣，我们决定要卡罗维和弗里克扮演假想国的边界守卫。他们俩人都兴奋极了，去我们的服装间换衣服，使演习更具真实感。“出入境”地点安排在五角大楼附近的水晶城。当我们的团队乘车到那里时，卡罗维和弗里克正坐在一个扑克桌边，戴着皮帽子，穿着波兰制服。受训人员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前。“您好，”他们说道，“我们想要入境贵国。”
“你们想来我们国家做什么？”卡罗维问道。
他们用事先编好的幌子回答道：“我们是跳蚤爱好者，想到贵国参加跳蚤节。”
卡罗维的脑子反应很快，马上回答道：“嗯，但是我们国家的跳蚤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要先对你们进行检查，请脱小内裤。”
受训人员肯定预想到了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脱下裤子后，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美国国旗做成的内裤。
快速检查后，卡罗维和弗里克让他们通关，然后跳上一辆车，开到基桥万豪酒店。在前台登记入住后，他们进行了伪装，然后到酒吧去找当地的联络人——这个联络人由另一个受训人员扮演。这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手势或暗号作答。在这次“行动”中，团队成员耍了点小聪明。
卡罗维总是讲笑话，有一个笑话甚至流传到了我们办公室。这个敲门的笑话里面有个酒吧的醉汉。“当，当”卡罗维模仿敲门的声音。“谁呀？”醉汉问道。“阿尔戈。”卡罗维回答道。“是哪个阿尔戈呀？”那个人认真地问道。“阿尔戈日你！”[3]，卡罗维大声喊道，就跟刚喝完一瓶威士忌似的。没过多久，这句经典的话就成了我们手忙脚乱、头脑发胀时发泄的口号。每当工作压力负荷超大时，卡罗维就会喊一声“阿尔戈！”来打破紧张气氛，然后大家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
受训人员决定用“阿尔戈”作为暗号。不过，他们没有把暗号说出来，而是将这几个字镶在了自制的门牙装饰上。所以对话是这样进行的：“月亮是蓝的。”然后那个人绽开笑容，露出门牙前面的红字“阿尔戈”。
行动的第三步是去接恐怖分子，这名恐怖分子想要带上他的女朋友。要带女朋友是个突发情况，他们事先并没有准备女人的证件，所以要把她化装成男人。
演习结束后，我们到酒店客房庆祝。那一天过得很开心。卡罗维十分高兴，我想他也明白了特工人员带人潜逃出境任务的复杂性。
在我们给沙赫制作替身的行动失败后，卡罗维就要飞回洛杉矶了。临走，他一再表示如果需要他效力，他一定义不容辞。等到198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人质危机仍然占据着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我知道卡罗维的心里肯定跟我们一样沮丧。
在准备去渥太华进行后续工作时，我脑中一直思索要编什么故事来掩护那几个“客人”出逃。什么人会在这时进出伊朗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站在自己的工作室，卡罗维临行前的那句话在我的耳畔回荡。卡罗维能有什么法子帮助那些“客人”吗？我回想着他给我讲过的每个故事，回想着自己在洛杉矶的所有经历。抵达渥太华后，再次入住埃尔金勋爵酒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行得通的掩护故事。这几个美国“客人”不能假扮石油工人，也不能假扮营养学家或者教师，他们可以假扮成一家好莱坞公司的员工，为了拍摄新片要到伊朗寻找取景地点。这个计划在多数秘密行动中都不会考虑，但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好莱坞电影剧组成员通常来自世界各地。即使在革命时期，一群自我陶醉的好莱坞怪人也很有可能为了寻找理想的影片取景地点而去伊朗。除此之外，这个计划的另一个优点是其他幌子所有没有的。那就是，这个幌子很有意思。我知道这个故事可以让在伊朗的“客人”入戏，而其他的故事就不一定能。性命攸关，他们很有可能会演得更加可信。虽然有些人一点农业知识都没有，但是所有人大概都知道好莱坞是什么样的。判断所有掩护幌子好坏的第一标准一般是：我愿意用这个幌子吗？据我猜想，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向加拿大人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还需要再给卡罗维打个电话，问问他的看法。那个时候，卡罗维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电话也没有加密，所以我在电话里面不得不谨慎一些。
“嗨，杰罗姆。我是你部队里的朋友。”我说道。
“嗨，托尼，”他用我的昵称回道，“有什么事吗？”
“在好莱坞，如果要外出选取景地点的话，一般需要派几个人去？”我问他。
“明白了，”他说道，“一般需要八个人左右。”说完之后他挨个列举：导演、摄影技师、制片主任、艺术指导、交通经理、剧本顾问、副制片人和业务经理。
接着，他从艺术和经济的角度向我介绍了选取拍摄地点的分工。副制片人代表投资方。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银行技术细则，即使只有十天的拍摄也有可能需要在拍摄地耗费数百万美元。交通经理负责租赁各种交通工具，包括租高级轿车接送明星和运送用来搭建场地的笨重装备。制片主任统管一切。团队的其他成员就是从剧本文字中制作电影脚本的技术人员。
卡罗维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计划听起来万无一失。“听起来真不错，”我说，“太谢谢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德尔加多，向他讲述我的新想法。他耐心地坐着，听我讲述我跟卡罗维之前的交情，以及我打算如何利用好莱坞取景人员的幌子将几名“客人”带离伊朗。他很感兴趣，马上表示他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他同意我的观点，认为电影圈里的人性格古怪，伊朗人很可能也有所耳闻。更好的是，加拿大的电影业异常兴旺，所以这个幌子正好跟他们的加拿大身份材料吻合。
接着，我开始想怎样才能打开一个缝隙，凿进去一支楔子，让我的构想能够传达到总部去。我想到了在上次“内斯特行动”中，雅各布需要应对总部里的一大堆人。在那种情况下，雅各布来了个先斩后奏：实际上，他把自己申请要做的事情付诸实施了。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想的也是要先斩后奏。我和德尔加多要制定出行动计划的细节，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日程表，然后才告诉总部我和他一致认为要在本周末之前开展这个计划。
把德尔加多拉上船后，我向局里驻渥太华的站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计划，他也点头表示认同。“听起来棒极了！”他说。然后，我坐到站长的办公桌旁，在一本黄色纸簿上动手写了一份十六页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是很全面的，如果你希望总部能够批准，那就写得越详细越好，尽量把他们能想到的问题都回答完。我记得在我写电报的时候，渥太华站站长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都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我。“他正在写解决方案。”我听见站长轻声对大使说。写完之后，我马上把报文交给通讯官，他把我的计划书打进电文，发送给总部，划分等级为：火速处理。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了华盛顿，坐在办公室，想要查阅一下不在时错过的电报。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还没有接就已猜到是谁打过来的了。“哪位？”我说。
果然，打电话的是近东事务处的哈尔。“埃里克想要见你，”他说，“你今天上午有时间过来一趟吗？”如我所料，我之前从加拿大发过来的电报已经在总部引起反响了。虽然哈尔没有跟我说，但是我可以猜得出来埃里克对此不太高兴。我跟秘书说了一声我要去哪儿，然后就向停车场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