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ーム”（英语Boom的外来语发音），每年若没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ー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ー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会提到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还见过更滑稽的跟风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做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技术显然也有助于跟风。2010年的春天某日，涉谷的一条街道上突然聚集了大批少女，因过度拥挤导致踩踏，多人受伤。祸首竟只是一则通过手机短信迅速蔓延开来的假新闻：某明星即将在此现身。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看似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一场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作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作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2007年，郑永善案件宣判，法院以她在案发时处于“心神耗弱”的精神状态为由，判处她无期徒刑。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会出现追仿的案件。2008年6月加藤智大的秋叶原杀人案造成了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重伤亡，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据已公布的材料显示，案发几天内，宣称要“杀更多的人”的帖子多达300余件，令日本警方在很多公众场所提高了戒备等级。之后一个月内，仅东京警视厅就发布了100余次警报（一般每月两三次），共有从十几岁学生到中年职员的33人被逮捕。所以，每当看到媒体爆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什么都来排个榜
日本人从小就重视情报资讯，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或许因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在数据资料上面的重视程度确实有所不足，特别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比如涉及历史争议问题时，日本人往往会质疑中方的数据，并拿出己方详尽的资料作为对照。这固然说是一种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辩驳时会颇感费力。毕竟，数据有其直截简明的说服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理。
说起日本人对数据的热爱，可能比生鱼片还来得自然深厚。无论是论著、教材，还是报道、宣传品，随处可见数据的统计。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罗列数据的书籍，内容五花八门，并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读中学时，学校发了一本叫《数据书》的书，我看了很是喜欢。该书全由世界各国各种数据组成，在中国的那一节，我竟然看到了“马1019万匹，猪46806万头，鸡30亿只……”给初中生发放这玩意儿（表弟慷慨将书赠我，说“没意思”），却可见日本人对情报资讯的重视做到了从小抓起。
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www.goo.ne.jp是比较流行的门户网站之一，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对方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暴增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记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有志侦察与反侦察的双方参考。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种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省略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做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20世纪70—80年代，对华好感的日本民众比率则一般在70%~80%之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不久，美国民间机构PewResearchCenter公布了一个在日民调，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日本民众为21%，厌恶的则高达69%，是在24个候选国家中印象最差的。同年，日本内阁省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2007年再度下降，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最低点。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参照。
“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世人皆知日本人长寿，其实，心理层面的“拒老”和他们依然忘我的频繁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吧。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时弃老，有时溺婴。
据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亦曾经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18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至少在东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着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捺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老人驾车，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统计中，死亡的驾车者四成多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09年6月，新的道路交通法施行，要求75岁以上的老人在更新驾照时必须做包括观察力、反应灵敏度等内容的体检。尽管如此，若看到满头银发的司机，还是小心点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