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方式为持续了半年多的书写画下句点，纯属临时起意。
触动我开始写的契机，是看到学者萧功秦先生的一篇小文《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萧先生说他曾三次来日，估计有学术活动也有私人旅行。我来我见，萧先生说得没错，他看到的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日本。但如果对“真实”的理解更加深入一点的话，其实“真实的日本”这句话说出来需要一些勇气。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以为“真实的自我”，可有时不过是过度的自信。认知一个人尚且不易，认知一个无数人多少代形成的文化与种族，我虽然在此间生活了近十五年，仍不敢说看到了“真实”。
不过，契机之外，更早的时候，就有一点表达的冲动，主要是深感于有关日本的“过度阐释”。
说到日本的美，很多人会想到枯山水庭院，以及它所象征的简约风格。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针对这种象征意义的大量阐释，和那种简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的文明特征，在于用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有时意义竟至远远超出载体的负荷能力。这种阐释渴望是人类的通性，特别是在对自身及所属文化的表述上，每个群体都有一大套的说辞。个人的感觉，日本人在这个方面比较突出，来源于对自我界定的迫切焦虑。这是“日本人论”在日本之所以长久走红的根本缘由。
为了自我界定的阐释，大致上是不会吝惜言语和笔墨的，即便是吹嘘玄化也没什么大不了。经常被拿来冠名的“道”，应该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过度阐释成了习惯，自己或就会把水分当了真，主动继续地加码，最后变作神话。敲字至此，正逢汽车巨头丰田乃至日本各大汽车企业的质量与安全“神话”遭受重创，但凡成了“神话”，或许都会有这么一天。
势利是人性，因此，自我的过度阐释倘若有了利的辅弼，就更如虎添翼。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主要是两次国力的腾飞，为其阐释增添了最重要的砝码。战后的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管是寿司还是动漫，是以其经济高速增长为担保的，经济的成就具有至高无上的说服力。
饶你说得天花乱坠，信不信在我。一个清醒的人如是说。然而，换了一个自信几近坍塌、自我认识稀里糊涂的家伙，最受不得的大概就是这种过度阐释，不但会轻信，可能还会狂信，并心甘情愿与对方共同编织起论述来，捎带着以此验证自己超乎同辈的品位。没错，我用不着含沙射影，的确有不少国人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把黑泽明的每一部电影都拿来详细论说，洋洋洒洒，佩服之余也有疑惑：黑泽明名声极大，但我除了会感叹他有些作品的画面感觉之外，很少会触发感动或思索，更谈不上崇拜。黑泽明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世界性文化品牌，称之为“文化天皇”也不为过，可是，也有看法认为他就像日本文化中的很多品牌一样中心空洞，言过其实。
话题扯远了。我在日本的生活期间是人生里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说把青春奉献在此地也不算太夸张，这当中有无数的感慨和经验，一部分化成了以上的文字。还要一而再唠叨的是，我只是业余看书写字，即兴遐想，许多看法未免浅薄，立论难说精准，深切希望有方家批评指教，这决不是虚伪的假话。
关于日本，就暂且说到这儿吧。依照惯例，在这里也还要向一些于写作过程中曾给我意见、鼓励的人们表达由衷的谢忱。如果您读到了这本书，一直耐心看到此节，也请接受我真诚的致意。或许，这是日语所说的“一期一会”；或许，我们会在另一本书里再见。
跋：这本书可是“煎熬”出来的
关军
好友王东完成了解读日本的新作，嘱我赘言几句。
对于日本，我绝对谈不上熟悉，但还是很乐于接受邀请，简单写几句话。王东是我相识20多年的朋友，我想，有必要让读者大略知道，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他们写下这么一本书。
我和王东成为朋友，要追溯到1988年，初三分班让我们坐进同一间教室，接着成为高中的同窗，后来又考入同一所大学。大把大把的大学时光，我们形影相随，几乎成了对方寝室的编外成员。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他一直不是个乖学生，其智慧很少耽误于中国糟糕的教育体系。
从中学到大学，王东一贯以忧郁、深沉且多愁善感的形象示人。这份气质，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倨傲少年的青春期，我想，某些东西确实来自王东的血液。毕业之后，势利、冷漠、虚伪的社会现实让王东难以适应，时常，他被醉酒和失眠的阴影纠缠，内心深处的忧郁甚于学生时代。
14年前（1996年），王东离开故土，前往日本留学。就如同高考报考法律系一样，留学也不是他自主选择的人生。可以想象，一个对中国文化那么精熟的人，被迫进入他并无兴趣的异国文明的困苦。连他自己也不讳言，那段时间患上了抑郁症。
到日本后七八年的时间里，王东多次在网上跟我说，非常想回国。事实上，他连回国看一眼的机会都不是很多。王东严重“恐飞”，从东京到北京，他需要搭乘轮船再改乘火车，在广袤的中国国土上旅行，他也一直要坐火车。囿于“交通不便”，他每隔两三年才下决心回中国探亲一次。上次回来，我们在北京相见，他说自己在中国的火车站会感到些许的惊恐——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眼中都看不到善意？为什么那么多人的脸上带着戾气？
我告诉王东，火车站广场通常浓缩着中国人残酷的生存现实，“你要是坐飞机回来，或许感觉就好多了。”话虽如此，但我知道，许多坐飞机的中国人，骨子里又何尝不是戾气有余而善意缺失呢？
对故乡（不只是地理概念上的）深怀依恋，又长时间客居异地，这就是王东不得不承受的内心冲撞，随着年岁增长，这冲撞会越发激烈吗？不幸中的万幸，王东的职业曾和传媒有关，而且从事的一些业务涉及中日文化的沟通。这让他既可以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又不至于远离熟悉的中国文化。这些年，他接触了相当多的日本、中国两岸的文化、政治、经济名流，好的见识配之以好的学识，我相信王东总会有了不起的建树。
2008年春节刚过，我前往日本采访，题目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的影响。王东其间帮了大忙，自是不消多说。仅就那个宏大题目而言，11天的采访时间难言充裕，而对于日本，工作间隙的走马观花更是不及大象之一截脚趾。不过，身处日本和日本人中间，毕竟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视角，也容易触发更理性的思考。
一直以为，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于人的本性而言，某些时候是福音，某些时候则相反。而当代日本社会，恰恰让我们看到一种极致——高度的“社会文明”可以对人性造成何其严重的扭曲和压抑。在日本，你看到的是对礼仪、秩序的极度推崇。此种执迷，总是让我感情复杂，尊敬与怜惜兼而有之。
不得不承认，在日本社会被过分强调的一些东西，恰恰是当今中国严重缺失的。两国国民隔膜日深，或许与此也不无关系。
日本之行让我确认自己具备一种能力——假如10个普通中国人和10个普通日本人站在一起，我有把握把他们区分出来，误差也许仅仅是10%。在一个西方人看来，这或许是难以想象的吧。两国的价值观、处世之道差异明显，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更是南辕北辙，篡改一句古语来描述，就是“形相近，性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