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像根极敏感的体温计，插在当时正生着大病的中国的腋窝下。任何一点社会精神温度的变化，都像一道强力刺激的电流穿过胡适的神经，让他不可遏制地大声报道痛苦的结果。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不久，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举国狂喜，人们自信满满地认为已经将封建压迫势力像耗子一样地拎在了手上。而胡适却蹦出来大声斥责冯玉祥是"东方的野蛮"。胡适看透溥仪虽被叫做"皇上"，但他连一个普通人应有的"人权"都没有，"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
胡适这个与封建顽固势力水火不能相容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用他一个文人的良知和勇气，同情溥仪这个时代难产生下的苦难儿。
在那次会见溥仪的事件中，鲁迅对胡适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攻击性，可是胡适却并没有用激烈的言辞和行动反攻，永远是一副和气伙计的好脾气。当鲁迅过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四处奔走无门时，是胡适帮了她的忙，对鲁迅过去的责难，胡适的脑子里早已没地方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