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忍不住起身过来看上一眼。他极为高兴，但他说我把他画得太年轻，还说我没有把他帽子上的双眼花翎画上。那些孔雀羽毛从帽子上倒向后方，从前方的视角是看不见的。可是左宗棠不愿听我的解释，恳求我画出这个官位的标志……当画像完成时，左宗棠和他的随员们仔细察看，有时拿在手上举到远处欣赏。看了许久，左宗棠又派人拿来一架双筒望远镜、一架显微镜和一架实体镜，通过这3种仪器来看画。［5］
左宗棠允许这些俄国人在城内自由行走，允许他们参观令他们好奇的任何地方。在左宗棠陪他们做最后一次参观时，他向客人们陈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皮亚塞茨基写道：
左宗棠让我们明白，他认为他的祖国若非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至少跟它们是平等的，这增强了我对他的好感。为了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他又说，如果欧洲人以他们的新发现而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则在先人及其著作中发现了新东西，那些秘密远未被人知晓，或者没有完全被人发现。［6］
这些俄国人离开兰州时，没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他们为缺少关注而感到不快，觉得左宗棠这一次又是故伎重演，故意冷落他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军队中的一名同级别的军官访问塔什干——帝国建设者考夫曼将军的首府，那么他会得到多少殷勤的款待呢？关于他们在兰州受到的接待，皮亚塞茨基写道：“无数的善意堆积到我们身上，只是没有尊敬。”
就在这些俄国人访问西北的同一年，云南－缅甸边境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人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企图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结果。这就使得中国国内流言四起，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与俄国在联手瓜分中国。总理衙门写信给左宗棠，谈到索思诺福斯齐，他们突然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通知左宗棠：人们普遍认为，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插手了索思诺福斯齐的西北探险，此人完全可能是在进行一次侦察，看一看中国的那一地区是多么贫弱。他们指示左宗棠不要让俄国人看到任何东西。左宗棠复信给总理衙门说，把这些俄国人跟马嘉理事件扯到一起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抵达兰州时还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他说，索思诺福斯齐已经声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中国与俄国之间一条运茶的路线，比通过乌兰巴托和加尔各答的老路更近。左宗棠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此人说的是真话。全世界都知道西北受到多年的战争摧残，这个实情是无法隐瞒的，他也看不出有隐瞒的必要。接着他告诉总理衙门：他不会对俄国人掩藏任何东西，恰巧相反，他会向他们展示一切。［7］
在俄国人的访问结束之后不久，左宗棠在写给沈幼丹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俄国人及其他外国人的一般看法。他写道：
近因俄人西来，由塞外布伦托海归国。论者均谓意在觇我虚实，新闻纸且谓与英人协以谋我，当事即据以入告。五、六月间，俄使来兰，引之同居一月，觇其意态，似尚无它，其与英亦婚媾、亦仇怨也。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自款议定后，均知以自强为急，迄今未敢自信其强。然则何时乃有强之一日乎？兴言及此，吾辈误国之罪可胜数乎？！
公因船政，致稽履新。未审此信到后，已离船政否？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又与岛客处久，往往移其初志，如徐元扈何尝不负时望，何尝不称博雅，一见西儒，竟入彼法，盖久处暗室，目无正明耳，所赖海内落落数君子一祛此蔽，俾天下不以儒为戏，则幸甚也。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在写给董韫卿的一封私信中谈了他的一些见解，其中反映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如何看待时局的若干问题：
时势多艰，即起古昔贤能处此，亦将束手。然果内外一心，如泛舟于极天怒涛中，自具官止神行之妙，则亦非无津涯也。
……
近人见西洋制造之精，自知其不易及，遂欲以酒解酲，为苟且目前之计。鄙怀窃有未喻。夫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
朝廷为海防问题忙作一团，要求沿海地区的所有总督就此事提出规划和建议。一般而言，每位总督都从自己辖区的立场看问题，各地的自主权在报告中显得非常突出。这些报告发给了兰州的左宗棠，让他发表批评意见。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做了详尽无遗的讨论。他在报告中所写的看法，概括为以下几点：首要的事情是一定要统一指挥，以便责任可以落到实处；如果每个总督都拥有自己的海军和海防体系，如果全局不能合作，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至少要有3座造船厂，而且都要尽可能使用最好的设备；对整个海岸线都要进行仔细的勘察，以便为海军基地挑选最合适的地址；防御的重点为天津、上海、青岛和台湾；海防体系必须在仔细勘察的基础上彻底重建，炮台的选址要使炮火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海岸线上最大的假想敌是日本，我们必须加速备战，因为一旦日本发起进攻，中国以现有的糟糕的防御条件，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左宗棠对朝廷特别强调，不要以为单靠一支海军就能保卫国家。必须按照欧洲的办法彻底重组和装备军队。中国的军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人一样优秀，只要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8］
左宗棠去世后有许多人写奏章赞扬他的功绩，有一篇文摘取自杨昌浚的奏章，此人从1860年起就跟左宗棠合作，那时左宗棠正在长沙城外训练他的第一支部队。杨昌浚写道：
用兵善于审机，坚忍耐苦，洞烛几先。戊辰召见，面奏西事以五年为期，人或以骄讥之。及事定，果如所言。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用人因材器使，不循资格。为政因时制宜，不拘成例。外严厉而内慈祥，所至威惠并行。甘省安插回众十余万，不闻复有叛者，固措置之得宜，亦恩信之久孚也。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督两江时，年七十余矣，检校簿书，审视军械，事事亲裁。其言办洋务，要诀不外论语“言忠信，行笃敬”六字。以为物必相反而后能相克。西人贪利而尚廉，多诈而尚信，彼亦人耳，未必不可以诚动、以理喻也。居尝以汉臣诸葛亮自命。观其宅心淡泊，临事谨慎，鞠躬尽瘁以终王事，可谓如出一辙。
有一份文档最能说明左宗棠的个性，这是他晚年在西北写给儿子们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吾家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
……
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锡封，忝窃非分。嗣复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李鸿章几乎总是处在外国人的注目之下。和他不同，外国观察家对于左宗棠的描述并不多见。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人，见过左宗棠的没有几个。波尔格就左宗棠写道：
他身材矮胖，外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偶然投来的目光。但仔细一瞧，就会发现非凡之处。一双机敏的小眼闪闪发光，照亮了他那明显布满沧桑的粗放的面容。深灰色的胡髭只是部分掩藏了嘴角坚定的线条。头发稀疏，须髯只有寥寥几根，他在静止时会习惯性地捻一捻。如前所述，他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功劳。他那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事业，似乎完全属于他，他的部属无人与他争功。他只要下达一个任务，就等同于已经完成。如果说他的威望一开始是凭借着人们对他的畏惧，那么接下来就不止是如此了，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无条件的承认，因为经验告诉大家，他的计划总是得到成功的认可。［9］
还有一段描述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