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鲍勋的命运，可见曹丕的政治品格。在曹丕当政时期，政治空气沉闷，臣下绝少直言。有一次，曹丕迁徙冀州的十万户士家充实京畿。当时连年蝗灾，百姓大饥，群臣都认为徙军户之举不可行，而曹丕却坚持要迁徙。侍中辛毗与朝臣求见曹丕。曹丕知道他们欲劝谏，“作色以见之”，群臣见状，“皆莫敢言”。这样，曹丕怎能像诸葛亮那样集思广益呢？
后来的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
宫殿修好，曹叡又金屋藏娇，“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史载曹叡“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
大兴土木，广采美女之外，曹叡还广占良田。他在洛阳周围圈了大批土地作为鹿苑，不许任何人猎取。鹿苑的面积有多大？据《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记载，宜阳典农刘龟因射兔犯了猎禁被治罪，荥阳周围的农田被麇鹿践踏而农民不敢禁止。宜阳在洛阳西南，荥阳在洛阳东，可见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到宜阳，都是皇家鹿苑。据高柔估计，皇家鹿苑禁地“广轮且千余里”，里面有虎约六百只，狼约五百只，狐狸约一万只。仅被虎、狼、狐吃掉的鹿，每年就约十二万头。可见皇家鹿苑面积之广。曹魏的禁猎法令极严，“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如此大面积的鹿苑禁地，如此严厉的禁令，给附近的百姓带来了极大危害。高柔指出：“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
曹叡的一系列弊政，使当时出现了“民稀耕少，浮食者多”，“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现象。
曹操、曹丕、曹叡三世，是曹魏政权政治上上升的时期，但由于他们治理上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出现的问题也不少。
曹操末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疫疠大起，时人雕伤”，第二年，曹操自己也承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就在这一年，南阳郡山民由于“苦徭役”而举行起义，“吏民共反”。
曹丕在位时期，因农民造反屡起，黄初五年（224），“初命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当时“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曹叡时，青龙年间（233-237），大修宫殿，“赐与无度，帑藏空竭”，“百姓失农时”，“民不堪役”。由于“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曹椒再次重申“谋反”罪在不赦。可见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我们再看看孙吴。
孙权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君主。他十八岁时便继承了父兄统一江东的事业，团结了一大批从北方南下的文武功臣和江东的人才，对外联刘抗曹，对内经营江东，开发南方，使孙吴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发展，成为与魏、蜀鼎立的三国之一。
孙权四十八岁时称帝，七十一岁病殁，这段时间可视为其统治的后期。
孙权中后期逐渐骄矜，政治上专断横暴。他对于臣下的劝谏，往往置若罔闻，对于那些敢于犯颜之谏的人，也常常加以排斥。陈郡人郑泉，被孙权任为郎中，他常常当着众人对孙权进行劝谏，孙权问他：“你喜欢当众面谏，有时竟不顾君臣之礼，难道就不怕触怒我吗？”郑泉回答：“我听说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现在朝廷上下都无所忌讳，这实在是因为您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不怕触犯您。”在一次宴会上，孙权故意吓唬郑泉，借口冒犯了他，命令左右将郑泉推出，交给有关部门迅速治罪。当他看到郑泉被推出时还连连回头，就哈哈大笑说：“你说不怕触怒我，为什么此时还连连回头看我呢？”从孙权的得意形态中，可见他是喜欢臣下怕他的。孙吴老臣虞翻，对孙权多次谏争，使得孙权很不高兴。有一次宴饮，孙权与张昭说起神仙之事。虞翻因喝醉了酒，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却谈神仙之事，世间怎么会有神仙呢！”孙权本来就不喜欢虞翻，对他积怒非一，便借着这件事，将他流放到交州。虞翻最后死在那里。
普通人塞听拒谏，受损失的只是他自己。一个执政者如果不能集思广益，就会使臣下的一些很好的建议不能被实施，而他自己的错误决策不能得到纠正。孙权的刚愎自用便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军去征夷州（今台湾）和珠崖（今广东琼山东南）。陆逊上疏劝说道：“现在天下未统一，正是需要民力以实现大业的时候。而远征夷州和珠崖，只能损伤民力，得不到什么好处。如今战争不止，干戈不息，百姓陷入贫寒之境。我认为应该养育士民，宽其租赋，这样才可使众和民勇，统一天下。”但孙权却听不进去，仍派甲士万人征夷州，结果是“得不补失”。
嘉禾元年（232）十月，割据辽东的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向孙权称臣。孙权得意忘形，第二年三月，宿舒、孙综返回时，孙权要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携带金银珍宝越海册封公孙渊。老臣张昭极力反对，举朝大臣也都劝谏，说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相信，只需派少数人护送宿舒、孙综回去就行了。孙权不听，果然，公孙渊将张弥、许晏等人杀害，随行者只剩六十多人借道高丽从海上逃回。对此，裴松之评论说：“愎谏违众”，“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由于孙权不惜民力，在他统治的后期，孙吴百姓赋役繁重，生活日益恶化。孙权的儿子孙登临死时上疏就指出：“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他希望孙权能够“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就连孙权自己也承认：“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这种情况势必激起百姓起来反抗。嘉禾三年，庐陵民李桓、罗厉等人起义。嘉禾五年，鄱阳民彭旦起兵反抗。嘉禾六年，鄱阳民不堪政府兵役，在吴遽领导下起义，豫章、庐陵二郡百姓纷纷响应。这说明，孙权晚年孙吴国内阶级矛盾在日益激化。
孙权晚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
孙权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被立为太子。但孙登没有即帝位就死了，他的弟弟孙虑也早在嘉禾元年死去，孙权只得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孙权虽立孙和，却又十分宠爱第四子孙霸，封他为鲁王。孙霸恃宠与孙和对立，谋夺太子之位，朝中大臣也因此分成两派。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人支持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以及全寄、杨竺等党附鲁王孙霸。孙和的生母王夫人与全公主有矛盾，一次孙权有病，派太子孙和往庙中求神医病。孙和妃的叔父张休家离庙不远，因此，孙和顺便到张休家去看望了一下。不料全公主早已派人在孙和后面暗地监视，当她知道孙和去了张休家，急忙跑到孙权面前，说太子未去庙中求神，而是去了妃子家。她还告诉孙权，不但太子不关心皇上的龙体，就连他妈妈王夫人听说皇上有病，也不但不忧，反而高兴。孙权闻此大怒，渐渐地产生了废太子之意。
孙和日益失宠，鲁王孙霸乘机加紧了争夺太子之位的活动。孙霸的党羽杨竺见孙权，盛赞孙霸有文武才干，应该立为太子，于是孙权答应改立孙霸为太子。不料床下有耳，二人的谈话恰巧被一个伏在床下的侍者全部听到，并把一切告诉了太子孙和。孙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正好陆逊的族侄陆胤要去武昌，来向孙和辞行。孙和没在家里召见他，而是换上便服悄悄来到陆胤车中。在车中，孙和把这个消息告诉陆胤，请他帮忙转告陆逊。正在武昌的陆逊闻听此讯，立即连上了三四道奏折，说：“太子是正统，应有盘石之固，不能轻易变动。鲁王是藩臣，与太子应有差别，只有这样，上下才能相安无事。”并要求回京面见孙权。孙权见秘密已经公开，干脆下令废掉了太子孙和，并流放了孙和的亲信顾谭、顾承、姚信，诛杀了太子师傅吾粲，陆逊也忧愤致死。不久，由于谮毁的真相大白，孙霸也被赐死，其党羽全寄、吴安、孙奇等人全被诛杀。
孙霸、孙和的太子之争以双方的毁灭而告结束，但它给孙吴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朝中的派别并未消弥，一些大臣因这个事件被牵连进去，使吴国的政治力量受到削弱。由于太子被废，鲁王赐死，孙权不得不选少子孙亮为继承人。孙亮即位时，年仅十岁。孙权临死时，见孙亮年幼，便召集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属以后事”。但孙弘一向与诸葛恪不和，孙权刚死，孙弘就想矫诏杀死诸葛恪。诸葛恪联合孙峻，先下手除掉孙弘，掌握了朝中大权。以后，孙峻又利用诸葛恪伐魏兵败之机将他杀死，自己辅政。孙峻辅政，孙吴政治更加腐败，史载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孙峻死后，其族弟孙琳接替了他。孙琳“负贵倨傲，多行无礼”，不久便废掉孙亮，另立孙休。孙琳重权在握，“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皇帝孙休自然不能忍受，永安元年（258）年底，利用腊会之机将孙琳杀死。
从孙权统治后期起直至吴亡，孙吴的政治一步步走向腐朽没落，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赤乌三年（240）四月，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这显然是吴国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
与魏、吴两国相比，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最高统治者不像曹丕、孙权那样刚愎拒谏，一意孤行；不像曹叡那样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不像魏吴两国那样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相反，却是政治稳定，能者尽职，吏风清廉，社会安宁。
蜀汉君臣之间无猜忌。
君臣无猜是蜀汉的政治传统。早在刘备时，就对诸葛亮绝对信任，白帝托孤成为君臣信任的千古美谈。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集政权、军权于一身，“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功高震主，权重招祸，这几乎是封建政坛上普遍的现象。而蜀汉却显得有些特殊，后主刘禅对诸葛亮非但不猜忌，反而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逝世后，后主刘禅很伤心，李邈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李邈举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说诸葛亮死了比活着好。一个是西汉宣帝诛杀霍禹之事。李邈认为，霍禹未必想造反，而宣帝也不是喜欢杀人，霍禹被杀，实在是他权力太大的缘故。另一个是春秋时申无宇的一句话：“五大不在边。”所谓五大，指五种权力很大的人，这种人长期在外统兵，就会威胁朝廷。李邈认为，诸葛亮也属于“五大”那种人。刘禅听了非常生气，便把李邈杀掉了。
刘禅不猜忌诸葛亮，固然出于对诸葛亮的信任，但这种信任的建立，也是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忠贞不二的结果。
诸葛亮不但用自己的忠诚取得了刘禅的信任，他所举荐的人同样没有受到刘禅的猜忌。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行时向刘禅上了一封语重心长、情理并重的奏表，这就是着名的《前出师表》。在表中，他告诫刘禅要自尊自律，要使忠谏言路畅通，要刑赏平明，要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在表中还举荐了“志虑忠纯”的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让他们主管宫中之事。又举荐了“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将军向宠，统领营中之事。后主刘禅听了没有呢？史籍记载，刘禅在位时，想采择美女以充后宫，董允知道后，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嫔妃人数已经够了，不宜再增加，始终不同意。这说明刘禅的言路并未堵塞。刘禅逐渐长大，宠爱宦官黄皓。而黄皓也善于逢迎献媚，会花言巧语，也使尽全身解数想取悦于刘禅。董允知道后，常常上匡后主，下斥黄皓。在董允监督下，黄皓畏惧，“不敢为非”。董允在世时，黄皓的官位最高也不过黄门丞。这说明刘禅才虽平庸，而却非昏暗之主，他是“近贤臣，远小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