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们公平享有的是大量的时间且没事可干，判了刑的服刑者才有干活的机会。闲扯吹牛不被禁止，除非你在不合适的时间大声喧闹可能被载红帽徽的兵哥揪出去暴打。实际上，因饥肠辘辘，连喜欢高谈阔论的都尽量压低嗓门。谈天地，论鬼神，讲偷鸡摸狗，吹打架斗狠，自然也不少讲女人，甚至还碰上一老头讲评书，讲薛仁贵征东之类。但说得最多、最受欢迎又让人垂涎的乃是说吃，什么好吃，吃什么最爽之类。四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牢一位呼之“小双流”——他是成都双流人——的一句形容：最痛快的是金花(场镇名)的冒节子（猪小肠不撕边油，切段打结汤煮），热噜噜的放嘴一咬，油爆爆的，安逸！的确，当饥虫张牙舞爪、没日没夜地啮咬年轻的肚肠，理想、人生、情与性又何处安放！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一直认定，人是地球上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而天地之间，最凶残无情的正是人类自己，至少在折磨同胞方面。于是古今中外，猛兽、老鼠、蛆虫乃至细菌、病毒都不能存活的场所，人竟能活下来，且还要有思想、有建树，否则你不能解释，在那种年月，我们，在狂风骤起的“文革”中期，被集体抛向偏僻的穷山恶水，失去温饱，不见前途，自生自灭，然而我和我的众多知青兄弟姐妹，仍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那时更加稀缺的、阐述人类自由探索的精神宝物——书。我们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于是便只有去偷。殚精劳神弄到了书却被人拦截，人家命令我们把“垃圾”倒进河里，那是剜心剖肝之痛。宁可身陷囹圄，岂能殄灭天物！事实上，就凭这点初衷行动，在这种地方也得到了尊重，虽然我知道关在此间的各色人等并没有几个想读书之人。实际的好处是：第二天就盖上了被子，并一直远离茅坑。在岩下呆了十二天，结交了好些朋友，其中那几位下到云南的知青，我们之间来往了几十年。
这里边其实名堂多多，毕竟不是监牢，进来时搜身也相当草率，何况许多是行乞流浪之人，穿着冬天破旧古怪繁复的衣着，又多有三进五出的常客，藏点什么钱票之类还不容易？还有几个手段高超的家伙弄到每天跟司务兵外出挑米买菜的美差，更是可以带进吃食、香烟，翻倍卖给有钱有票的人。进去几天后，百无聊赖时我居然从旧棉衣絮中翻出了几元零钱和几斤粮票，那一定是老道的水西多了个心眼塞进去的，着实让我和奤哥等同道过了几天好日子。
看看临近过年，号中进的多出的少，快要装爆了。老油子们预告，你们贵阳方向的也凑得差不多了，年前准定滚蛋。有一位自称贵阳曲艺团拉板胡的瘦高个，四五十岁，都叫他黑眼哥。他姓黑，戴副眼镜。老婆是遵义人，团里没事，他在遵义混，不知怎么和小姨有染，被他老婆告发，又没抓到证据，便被街道办送了进来。再转送贵阳，再通知单位来领。无非让这家伙多受点罪。
黑哥和我及几个重庆崽已经商定，转贵阳时见机行事，跑脱一个是一个，决不能再进贵阳豺狗湾的大门。那时遵义到贵阳有两百多公里砂石盘山路，卡车可耗十个小时，机会应该有。
但事情仍有意外。直到年三十，几个方向的人都走了几拨，唯独贵阳方向的没有动静。我们天天咒骂，为何不多抓些这方的人！骂归骂，临到除夕，众人又盼这号中的年会吃到什么？专注于此，万念俱灰。
结果：上午每人领到了两块黄粑，外带一瓢常例豆渣。黄粑是用玉米，再加些糯米面蒸制而成，加了些糖精，有甜味也有股霉味，用时下的话说，管方太有才了。这创意连老号儿们都没听说过，恐怕是后无来者。别的不说，加上墙那边女犯，两百多号人，哪儿找人做的？这东西直到如今西南城乡年节常吃，平时不太做，因它做起来麻烦。一般食堂是做不出的。下午将豆渣换成了连渣水豆腐，有些油腥，一人两瓢，运气好的能捞到几块指头厚的肉皮。而米饭中也没有掺玉米沙。
应该说，长期被人践踏的中国人是很容易打发的。端着嗟来之食，众人似乎很感恩，有人甚至念出了万寿无疆。人们好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进来的。
直到年初三上午，终于轮到了我们。八点过钟管兵点名，叫出了二十多人。在院中吃了上路的常例豆渣饭，再点一次名，押上一辆南京吉斯卡车。站在颠簸的卡车上八九个小时也不是好玩的，其中六人还因不老实被捆绑着，中途下车撒尿还要人帮忙。简而言之，车到息烽时跑了两个（包括曲艺团的黑眼哥。若干年后，我们在贵阳东山脚下暴喝了一顿米酒），等跑出了一百多米才有人叫：解放军，跑了。但那管兵并没有怎么追。他们只有四个人，包括开车的，或许是担心车上还有这么多人。到贵阳收容所门口时天已黑尽，估计已是七点多钟。车停在门口，除一个驾车的，三人都到三十米外的传达室办理交接。这是最后的机会，我早已解开王彬身上捆的绳索（这些天我很少看到用手拷，大约我等还没资格享用较为稀少的警用资源？）。不久，在细雨飘落的冷风中能听到传达室中传来的吵闹，应当是押到人数不符，贵阳方拒绝签收。兄弟们，走啦！一声低吼，有人掀开后篷，呼啦啦跳下十来个，估计非贵阳户口的都差不多已跳下。那时大门外还不成街市，基本上是田坝。我们四散奔逃，也没有人及时来追，灯光相当暗弱，待跑出百米开外才听到一声枪响，当是朝天鸣警。扭头回看，跑的追的都看不清。成了。
兜了个小圈后我找到街道，往灯光亮些的南边走，那是市中心。在寒风中踽踽独行，此时才感到饥饿难忍，清晨那点汤食早已化尽。找到个漏水的龙头好歹洗了把脸，想起曾在家里信封上看到姐夫家的地址，在市中心的一条巷子踅进了姐夫家。厚着脸皮自报家门诡称被摸了包，向二老借了四元钱，赶紧溜出。人家问吃饭了吗，只敢说吃过了。我知道十点半火车站有发安顺的车，那时火车票是一元七毛，街上倒有些卖吃的店铺还开，但我没有粮票，所有饭馆都是国营的，米食面食必须粮票，连带淀粉的糕饼也必须收粮票。不得已只有买了不要粮票的半斤水果糖。在候车室就着冷水嚼了许多，才发现人在绝对饥饿时吃这东西十分难受，简直想呕。
凌晨到家朝门已闩上，翻后墙回屋。还是四妹起来招呼，不及问安，先张罗吃的。虽才大年初三，我们家也不剩多少吃的。好在还有剩饭，用开水烫烫就好。记得还有半碗咸鱼，因其太咸才会剩下，比豆腐乳还咸几倍。我居然把它连同其他剩菜一扫而光。饥饿其实伟大，它不仅叫人不择食，还能令人不惜命。例如陈胜、吴广之属。
扯远了。六十年代末，我们在中国知青运动的高潮中加入，前有先行，后有来者，四○至六○后两代人心中留下永不泯灭的记忆。我们首先记住了“知识”这两个沉甸甸的字，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下乡时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却将传统知识分子（也即“士”）的担当铭刻于心。纵然衣食不保，性命堪忧，为了追求一种智慧、多样化的人生，唯有读书，从书本中接受再教育。这次偷书的得而复失，更让我一生走上与书打交道的不归路。
我和朋友们谋到农村代课教师行当。那可是背起挎包走村串寨现找的，一教就是十多年。尔后直接到川西某校混了个文献学硕士，便到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编书谋生。由爱书偷书教书到编书，正如老友们所说，真是造化弄人，天道不欺。先前就知道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知道“清风不识字，无事乱翻书”一类的惨烈文字狱，后来又亲历疯狂的文化革命。然地老天荒，死而不悔，这一生将书奉为安身立命之本。宋代横渠先生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诚哉！斯言何其震撼人心，这真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也是任何朝代思想者的箴言誓言。吾等门外小小儒，知行虽远不逮，良知将永追随。作为吃笔杆子饭的，读书编书写书之外，报刊不可少读。几十年来不间断地自费订阅多种报刊，多有改换，但两刊一报从未脱订，那就是《读书》、《炎黄春秋》、《文汇读书周报》，个中透露的信息是：紧跟书界兴趣，学养有待提高，不作局外假道学。
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固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毕竟比四十年前更加美好。交通飞速，信息爆炸，文化思想界已有了更多的自由思考和表达。那是百多年来、尤其是六十年来一代代知识精英们启蒙呼吁，乃至流血牺牲争取得来。而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举足轻重之要，自不待言。书厦巍峨，典籍犹在，寒风依旧如期来袭，杜鹃声声，那是对总会光临的春天的呼唤。
庚寅（2010）年冬至写于蜀中龙潭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