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书小记
何锐
一九七○的冬天并不比往年冷。离过年还有十来天，我急匆匆从插队的乡下赶回安顺，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到遵义。已是下午六点过。水西接到我，挤公交、转车，一路飞跑，抵拢十公里外的南郊舟水桥遵义碱厂，已快九点了。那年月我们多么年轻，不怎么知道累。何况我并不是去闲逛，要去干的事精彩且刺激，几乎可以说令人神往。行动计划两月前已在安顺南街我家小院中商定，时间当然也经过仔细计算。
水西是碱厂工人，我们才认识一年多，是我老哥介绍的，只能算是知青之外的新朋友。他比我大一两岁，黑瘦、精干，知道他干过不少异常凶狠的坏事好事，基本属于好勇斗狠一类，总归让人佩服。但能让我们快速贴近的是一个共同嗜好——爱书。他小学也没有怎么毕业，前两年有人讥讽他文化低，一发奋，居然用半年时间背下了《四角号码新词典》，我曾考过他，没错。
不过那年月里活下来不易，求温饱亦不易，想读书则更难。哪有地方读书？读什么书？能找到什么书读？老三篇可以倒背，样板戏已然烂熟……但我可不一样，至少我周围的这一小群人不一样。我们钻头觅缝、不择手段，居然弄到了不少先前出版、如今市面已绝迹的——到眼下我也说不清它们是好书、坏书、抑或有好有坏的书。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对书的追求，也就是对多样自由的人生的追求是我们那一代（生于五○前后）在那一段（七○前后）晦暗生涯的亮点之一。是不是下乡知青则又另说。这是后话。
当晚我和水西在碱厂的一个什么车间的值班室狂撮了一顿，因为大事还没干，他说暂不见他那些朋友。之所以说狂，是因他早已备下那时下酒的老三样：卤牛肉，花生米，盐豆干，更绝的是新开了一瓶茅台酒。绿瓷土罐，
软木塞蜡封。水西得意地叨咕：十多年前生产的，你大不了它几岁。倒在白瓷碗中果然沉着浓郁，微微泛绿，干完后似有浓液巴沾碗底。那恐怕是我第一次品尝这国酒，四十年了，至今似乎口颊尚留余香。不断追问，他就假装神秘地说：中秋节我在南宫山搞到了两件。不过只剩两瓶了。南宫山是遵义铁路货栈，我明白“搞到”的意思，实际上他很快将这事简略地吹嘘了一通，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且按下不表。
第二天起我们进城踩点。干这种事我当然不是新手。那时节在安顺的那一个小圈子里，准确地说在我南街老家的后院厢房，其中一个属于我起居的斗室里（彼时彼地，多数人家三代共挤一室，也就十来平方），常来走动、深夜不归的十多个朋友中，多有雄辩滔滔，不乏口若悬河，让众人心服的就一样：能弄到大家心仪的、知名或不知名的好书。多年后我知道，即善本书之一种：罕见难找的书。
这方面，我具备最狂热的追求，除了本能的喜欢之外，包括以此谋求异性的青睐，那不也是人生十八的狂野本能么？
下乡之前我已伙同姜有等人把母校的资料室洗白了。别人早已捷足先登，我们好歹捞出了两小捆，都是些不成套杂志类，没有古典诗词，也没有小说。怨愤之余收集了一堆老塑胶唱片，掰碎之后提到废品站，换了七八块钱，暴餐了数顿。
那几本旧杂志并不够翻好久，也没有多少可炫耀的。不久我巴结上了两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又弄到了些欧美的翻译作品。其中最拉风的是两大本手抄的《基督山恩仇记》，全文以类乎小4号字体抄在80克双面书写纸上，开本比原书略大，页码竟和原书一样。蓝色钢笔字，细而不瘦且疏朗，更绝的，全书没有一处涂改，是一笔清秀硬笔柳体（据关过“五七干校”的誊抄者说，他用了两年时间，一支金星金笔都换了三次笔尖）。显然是散篇抄誊好再精心装订的。还有更妙的，书中附有八幅精心描绘、笔风潇洒的钢笔插图——也许是照某一版原图描画的。它辗转流传，竟不知流落谁家，假若它还出现，今天我宁愿用一架藏书，哪怕是一千册书交换它。
老天有眼，距我家不远的南大街一侧，有座创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相隔仅五六十米。就是这近在咫尺的宝藏，让我难忍占有的欲望。结果是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只要沿着我家后院的墙头前行一小段，再翻过一道不算高的墙，就可直落那图书馆的后院，而且途中还有些可供攀援的小树。这真是个惊天大发现。此便宜不占，天理难容。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按照观察了多次的路线，我翻墙撬锁，顺利得手。虽然没太敢痛下狠手，但手到即擒，信心倍增，又连着光顾了三次。那年月图书馆并不开门营业，铁皮锁撬开容易且可假装关好。总之共弄出了好几个旅行袋的书，约两三百册。
那一段真是我们兄妹的狂欢节。妹妹甚至坦言：我是强盗她是接盗，因那些书她受益最多。获取的多是译文杂志和外国文艺类。有好些合订本，如《外国文学》、《译文》；书则都是成本成套的经典名著，如《沫若文集》、《托尔斯泰小说集》等。四十多年后，斗转星移，历经风雨沧桑，我书架上还有几集郭氏文集和托翁四册装《战争与和平》残书两本，算是那几次翻墙行动的些许痕迹。
有了这些市上几已绝迹的书刊，我辈意气风发，气冲斗牛，何其得意！穷读之后，自诩才高两斗，适逢一位佳人，她星眼皎洁，顾盼生辉，遂敢于大言炎炎，鼓足勇气表露爱慕之意。那时节，我才明白何谓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并非如今世人理解此话的意思，那太不够意思了。
得意了一久之后，又将贼眼盯上了贵阳。奈何北京路上的省图墙高门固，夜里四周还有军人巡逻。那时是军管时期，贵州各大些的城市由一支广西（或驻广西）部队军管，例如安顺军管部队代号485。省城里军警更多，不敢下手。自然又将目光转向省第二大城市遵义，更重要的是有个浑不知怕的内应。
踩点的结果还算满意。地区图书馆在湘江河畔，也在市中心，右隔壁是卫戍司令部（驻有483部队），但左后方都是公园，公园被湘江包住大半。只要从公园左侧门（一道矮铁门，晚上套上一把铁皮锁）进去，沿园中树林走一段，便到了。图书馆的青砖围墙，高约两米五。但墙内外都有参差大小树木，找个地方翻进去不是难事。我们也考虑到，人进馆容易，得手后弄书出来难。书的重量我早已领教，如何负重翻过这高墙？
一个干冷无月之夜，凌晨两点，借着不远处昏黄的路灯光我们轻松跳过公园铁门，到馆墙边找到一株枝杈多的柏树，上墙并不费多大劲。但墙顶用石灰垒成倒V型，两面还零落地插上些碎玻璃。这对如野猴子般的吾辈来说又算什么：东躲西闪、摇摇晃晃就走了过去——那年以后我并没有长高，却比现在轻了二十多公斤，你说何其敏捷。不一会找到墙内的一株落叶楸树，踆下地去，发觉里墙离地比外墙要矮一尺多。墙里黑幽幽的，摸出小电筒，很快找到了一栋栋书库：这是馆后部，阅览室等估计在大门那边。选准了三间易于打开的库门，便迅速回到墙边，找到一处树更弯、墙似更矮的所在，仔细看去，原是那墙顶断裂了一尺见方的一截，上面没有斜顶和碎玻璃，虽然墙边未见树，抓着墙壁往外吊起再跳下，已经轻快如游戏了。
离过年只有八九天时，我们按计划动手作案。是夜细雨飘飘，晚十点即身着蓝色工装，脚蹬劳保解放鞋，背上每个能装两百斤谷物的三个大麻袋和捆扎绳，揣手电、虎钳、改刀、短把小锤，疾行十公里，午夜赶到江边公园。天寒夜阑路断人稀正合杀人放火。两人溜进幽暗的树丛中，待一队持枪的士兵巡逻队过去、又一队扛梭标的工人保安队过去，即按前几天侦定的路线前进。不过十来分钟，已潜入先前选好的书库门前。明锁挂在铁皮绞连扣上，改刀撬几下，小锤敲两锤便如愿开门。
真所谓芝麻开门，每个打开的屋里都是宝藏，贪婪的双眼比电筒光更亮。我虽只读过几年初中，“文革”及当知青这几年，饥不择食地啃过、抄过不少书，古今中外都有。我本人本事不大，急躁激昂，干什么都快人数步，且终生以此为荣为大爽。而进库快速选书（偷书），更是独门强项。我有一块母亲给老哥、老哥又给我的“瓦斯针”老表，一点还差几分，我们拖出了三大麻袋书，文学为主，且基本上是外国文学译本。差不多是成套或成系列的，如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系列，柳鸣九、傅雷等译的法国雨果、巴尔扎克系列，冰心所译的泰戈尔散文诗，当然更多的还是俄国普希金、果戈里、萧洛霍夫、大小托尔斯泰等。都是我选，水西装袋。近现代中国文学一般不选，因为多数看过且较容易找。其实都想要，但扛得动吗？两人三袋码紧塞满的书（每袋有九十多公斤），一人背一袋，压弯了腰，还得各腾出一只手拽另一袋。
捱到馆墙边已相当勉强，没有梯子，如何将这几袋重物拖上并翻过两米多的墙？翻墙的地是有根弯弯树，但倒V形的墙顶插有碎玻璃，即使用钳子扳断也会有响声，那时节深夜并无车马喧嚣，清脆的响声起码会惊动几十米处卫戍司令部的哨兵。我们选择无树但墙顶有缺口处。但墙高还是两米多。
之后的很多年，我一直相信精神能变物质，也即精神的超强勃起能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否则，我们两个精瘦的小个子竟能将五六百斤且无处抓拿的三包重物托过两米多的高墙？公园里的那矮铁门自不在话下。而平地上拖拽的距离也很可观：到了公园门口已有三四百米，拖扛到河边稍僻处一个未完工的的废弃防空洞又有五六百米。这也是预先选好的，洞里黑暗但干爽，最适藏书，没有运载工具，不可能将如许战利品运回十多公里外的碱厂。运书行动应该更安全且方便，我们不是新手，已将“取”过书的房门简单钉回，不太注意发现不了，何况全国公共图书馆已好几年不开门了。
然而世事难料，难事能干不见得简单的事就好干。回到厂里已是五更将晓，能听到厂外雄鸡打鸣，也可能是厂内鸡在叫，那时工厂家属区偷养几只鸡也是常事。总之我们累并快活着，水西甚至捂嘴翘首啼出悠长高吭的鸡鸣。
第二天我们晚九点半就出发了。我们装成清洁工，其实还是蓝工作棉服，只是每人戴一顶旧帽子，套一个脏兮兮的口罩。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辆清洁工用的有箱板的手推车，上面装些布片、旧纸和几小捆稻草——可以遮挡小雨，保护书。十多公里的沙石马路，弯多且不平，一多半没路灯，但都不算什么，想到躺在防空洞某个角落的三麻袋宝贝，而我们正年青，什么也没有，只有勇气和力气。最主要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对大地、对海洋、星空，对人生、对社会、对知识有执著、忘命的求索和追求——接近午夜，几乎是轻松愉快地抵达洞口。路上也碰上过巡逻队，用电筒照照我们肮脏的衣着嘴脸，车上那些垃圾，还以为我们是拼命干革命，半夜才回家。
没费多大事，装车就绪。书码车箱底上盖麻袋，再盖稻草，垃圾什么的，差不多装满了一车。只是人算不如天算，轻松并不等于安全，正如金钱，落袋也不一定为安。刚顺着湘江走了几百米，左侧卷子突然转出一队办事处级的五人巡逻队（临近过年，各级加强了巡防）。三男两女，一胖大姐喝问：半夜三更，干什么的！水西操一口还过得去的遵义土话，说是环卫站的，和朋友（指了指我）在丈母娘家酒喝多了，现在回站。胖大姐借路灯看了看车箱，似乎闻到不好闻的味。不耐烦地喝道：鬼才相信你们，把垃圾倒了（她指了指湘江河，那年月不知环保为何物，虽然大些的地级市，即地区也有所谓“环保站”，垃圾却是可以随便倒的。当然那时大中城市人口、垃圾不及如今十之一），把车子拉到办事处候审。原来她是怀疑这辆板车，怀疑我们是偷来的。其实也差不多，但要命的是车上的东西。
水西悄悄告我：倒掉！左边路旁就有个口子直通河里。拉车跟他们走，我有办法。我说那可是河水，东西下去就完了。他说没事，再去搞。犹豫了几秒钟，我确定，不能淹书，人怎么都行。不再商量，我走上前大声地用安顺家乡话叫：里边都是书，我们偷来的！我们跟你们走。
几人遂如临大敌，亮出梭标，吹起哨子呼来同伴，十余人把我们人车押到附近的中山路派出所。进得一个平房大院，板车放屋檐下，天上下着毛毛雨，我俩蹲在冰冷的院中，有小头目进正房和值班警察交接。半小时后，正房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叫我们进去。屋里不大，也就二十来平米，有几排办公桌，中央一个铁炉子烧得正旺，温暖无比。那警察问了一通例行问题，态度并不严厉，也没有记录，也许案情清楚，人赃俱获（实为自愿交赃），刚才已交接明白。也许这案由相当少见，在那个连温饱都保不齐的年代，居然有两个年青人（一个工人、一个知青）处心积虑地干这种孔乙己式的营生，总有些有悖情理？后来我一直怀疑这位公安大叔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案底后，故意将我们叫进那温暖的正房办公室，让我们少挨冻（假若我们是一般的盗贼或流氓，说不定会在外面蹲一夜。若是政治犯、大刑事犯，可能当夜就押走了）。八十年代初我因撰写有关清代学者郑珍（子尹）的论文逗留遵义，曾到该派出所寻找这位警察，找不到线索。当时哪敢问人家贵姓，似乎又不兴警号？此时离天亮也只有两三个小时了，询问完后，便让我们俩在一张长木椅上坐着打盹。也没有捆或铐，直到早上天亮后按当时惯例由收容所来人把我们带走。进了收容所，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搜身。只是因户口所在地不同，我们在收容所是分别关押，不知在哪个环节，水西居然将一厚册司各特的长篇《皇家猎宫》夹带在身上，带出收容所（几天后碱厂来人把他领了出去），后来给了我。可惜经书友们辗转传阅，这次行动中硕果仅存的宝贝也不知流落何人之手矣。
收容所，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怪胎，多少年后终于被冤死其中的孙氏大学生们及鞭挞呼喊的有良知的南方媒体朋友们用血和泪打掉了！这是人权、法理，也即普世价值的胜利。正义的牺牲迟早会有报偿，例如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从自己十多天的亲历证实，那种地方不论当时、之前还是以后都是人间地狱。阳光照不到，暖风吹不进，人落其中，不要说比宠物，比野狗、饿狼、蛆虫都不如。
监狱自古有之。不能说何时何地都正规，但多少还有些常制。“收容”本孽生谬种，必无法无天。那地方连地名都很恐怖，仅以黔渝一线为例，贵阳在豺狗湾，重庆叫二虎衙，遵义称雷公山，又呼雷打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