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的清水江文书，都可提供鲜活的例子。就文书文本而言，似乎有时感觉差距不大，但一看背景差距就大了，比如说，文书中提到，几十种物种，他租地买地，买地种植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几十种物种一对比之后，别的东西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就是每种作物，适应什么土壤，在什么海拔高度，在什么土壤生长，都较少变化。例如种杉树，杉树本来不是低海拔植物，但在侗族的林业经营当中，一千米海拔以上生长的植物，经过人营林降到了三百米。这样的生长已经改变了。这一改变在文书中体现出来了。有了这个背景——当然不仅是生物背景——包括家族的背景，从开发史的角度看，物种在什么地方先落脚，宋代如何经营，明代如何驻军，码头的位置，驻军的位置，侗族、苗族的分布发展，必须把握整体格局，了解开发的先后秩序，才能更好地解读文书。历史背景清晰了，文书的意义就呈现了。所以，我建议反过来做。先通过大量文书的比较分析，专门探讨整体背景。背景框架明白了，何类文书出现在何种位置，何类作物出现在何种位置，也就有对应的关系可供把握了。
有了大量知识背景的总结归纳后，接下去解读文书就会一通百通，最终的工作，可能要反过来做。考释工作和整理工作，走到这一步，如冯院长讲的那样，中层次的研究很有必要。清水江文明的背景，如果有通盘的背景知识以后，下面的文书，每一份都可以落到实处，归户性就能发挥很大的长处。
顺便讲一点，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敦煌文书没有背景可言，没有归户性可言，它全都收在洞窖藏里，背景全都不清楚。徽州文书原来具有归户性，但后来完全搞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明是湖南和贵州侗族地区的资料，被编到徽州文书中了，原因是徽州文笔师爷把案子写在徽州文书上，收录的便误会为徽州文书。刚才张先生提到不落夫家，也就是婚姻关系，其实是侗族地区的，但外界人士无法谈起，归户性为我们带来了背景支撑，研究工作就可以落到实处，这是清水江学建立的一大资料优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传统史学的做法，从宏观把握再到微观，而是系统归纳，从微观中还原宏观，这种反向研究可能要成为文书研究一个开创性的方法，如果能做好这一工作，就会依据三个因素而著名，就是贵大学术团队的创造性新意。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很好的建议，下面我们请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研究员发言。
翁家烈：仅就清水江项目提一些看法：
（一）富有特色
因为这是关于人地结合而进行的一项专题研究。就地域而言，是关于清水江流域的主体区域黔东南地区；就人而言，是关于该地区内苗侗民族有关林业生产、木材销售等之契约文书。颇为类似有关彝藏走廊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特色鲜明。清水江作为明清以来贵州与内地交通的重要水道之一，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汉族来说，都是一大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任务繁重
所搜集到有关文书资料本身分量就很厚重，已作出若干梳理及一定的研究，工作量异常巨大。
（三）意义深远
已集中大量系统的历史资料，为分析清水江流域或黔东南历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我国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展开研究的，对社会史方面的关注较少，故清水江流域民族民间的文书显得更加珍贵，可以提供并开启社会史研究的新史料、新视角，也可使已有的研究更加拓展与深化，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清水江文书遗存的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为今后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开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和广阔的空间。根据以上三点，我认为：
第一，清水江文书的搜访、征集工作继续扩展，有些资料还可以深入挖掘。当年我去清水江调查隆里长官司，与其后裔访谈中，看到了康熙年间该司状告隆里千户所的文书原件，说明文书的调查范围犹可不断扩大。
第二，理论分析应该进一步提升，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内涵。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非常重要，文化的多元性也不可忽视。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机构。再则，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华文化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共生、交融而成的特有文化丛。国内各族，既保持着突出的文化个性，亦有着鲜明的文化共性，清水江流域的黔东南地区即为范例之一。主要聚居着苗侗两族，就其契约文书所使用文字而言，均为汉文及相关文书的书写格式，苗侗两族间有着一些类似或相近的文化成份外，天柱县苗族支系之一的“草苗”更是苗、侗两个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
主持人：感谢翁家烈研究员对课题设计的肯定和建议，今后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开展。下面请凯里学院院长徐晓光教授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