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金石文物意义重大。梵净山留下了大量金石文物，“金”是指金属佛教文物，主要包括佛像、佛印、佛钟、佛磬、香炉等；“石”是指历代碑刻摩崖。据笔者所知，梵净山地区的佛印有钦命僧妙玄的镇山之印，《敕赐碑》明确记载：“赐镇山印曰‘古茶殿’。”但梵净山历经战乱，此印已不知所终。另外，梵净山“佛法僧宝”铜印已被印江县政府收集，并珍藏于印江县民族陈列馆。该印证明梵净山佛教具有统一的佛教组织，并由全山方丈统辖朝拜事宜，可与《镇国寺碑》所载“全山公举方丈”相印证。梵净山地区历代碑刻摩崖更是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的主要资料。笔者多年访求，已收集碑刻、摩崖、墓铭等百余帧。由于地方史志和私家文献对梵净山佛教的直接记载非常缺乏，这些碑刻、摩崖、墓铭就成为研究梵净山佛教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梵净山佛教的源流演变和兴衰更替，如金顶《院道摩崖》、《剪刀峡摩崖》、《河缝观音洞摩崖》就反映了明清两代至民国时期四百年印江历代知县负责管理西朝山大道的重要史实。《敕赐碑》、《新路观音殿碑记》等则反映明万历皇帝、清康熙皇帝两次对梵净山敕封加冕的盛况。《天庆寺界碑》、《名播万年碑》、《勒石垂碑》、《禁树碑》等则记载了思南府、铜仁府，以及贵州省级官员严禁在梵净山开采黄金、伐薪烧炭等事件，是官府处理僧商纠纷、保护寺庙和培修梵净山风水的法律依据。此外，梵净山金顶正殿和四大皇庵曾有规模巨大之塔林，现保留下来的墓铭也是研究历代高僧生平和佛学思想的重要材料。以上碑刻、摩崖、墓铭等大部分已列入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朝山习俗的形成。梵净山作为弥勒道场，是中原佛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传播和明清两代统治大力提倡的双重结果。朝山习俗逐渐成为三省乃至南方善男信女重要的社会习俗。梵净山五方朝山古道和沿线寺庙群就是远近朝山僧众数百年经营的结果。清康熙间铜仁诗人徐訚载：“三郡朝谒者岁如义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康熙《脉源宗谱碑记》载：“凡滇、黔、梦、蜀之人，无不争趋朝者见，自明迄今，逾有百载。”《镇国寺碑》也载：“数百年进香男妇，时来时往，若城市然。”梵净山朝拜盛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民国初年，贵州佛教总会会长、著名高僧了尘和尚朝拜梵净山，并与梵净山方丈隆参和尚唱和，留下多首诗文，流传至今。
第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和，塑造了少数民族敦厚淳朴的社会风俗。梵净山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风曾经十分彪悍。由于统治者有意加强佛教教化，在数百年佛教潜移默化影响下，佛教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融合，梵净山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敦厚淳朴的民俗风气。比如梵净山环山各府、州、县官员以及土司对梵净山佛教都培护有加，他们或共同踏看，开砍山道；或亲赴山巅，为民求雨；或捐资建庙，迎清高僧；或树碑禁伐，保护风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们对梵净山的培护形成了民间崇信佛教风气，如梵净山西侧的思南府“思郡寺为多，观百之一耳……举郡属计之，衣缁者不下数千人”。东侧的松桃厅“厅属寺观之建，由都市以达村落，道相望也……寺以供佛，观以奉道……厅地寺居其九，观居其一。缁黄之资以生者，不下千人。”
三、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战略重点，其核心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梵净山作为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和西南著名佛教胜地的双重名山，更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有序发展。以下仅就近年来梵净山旅游开发的一些负面影响略作评述。
自20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后，梵净山就开始了旅游开发。据统计，梵净山外来游客在1985年仅3500人次，1990年增至32500人次，2004年，铜仁地区接待以梵净旅游为重点的国内外游客增至68.82万人次。近来年，由于梵净山在国内外知名度扩大，游客更是猛增，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是佛教文物破坏和丢失严重。本文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梵净山，曾亲眼看到朝山道上曾留下许多佛教文物，如石菩萨、石罗汉、寺庙铁瓦、石碑、墓塔，甚至万历皇帝和明清官员的多方牌位等，但在最近几次实地考察中，这些佛教文物已经杳无踪影。在2011年夏天铜仁地区与贵州大学组成的梵净山佛教文物联合考察中，各县政协、民宗、文管官员，就对梵净山佛教文物的流失深表忧虑。
二是以公司开发为主，各家公司互相竞争。现在梵净山有数家公司参与开发，但并未形成统一规范，如有索道公司、石油公司，民间居士各自投资，或兴建索道，或修建寺庙，或开办佛苑，或组织赛事。他们各有不同需求，形成互相竞争关系，甚至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三是佛教文化景观遭到人为改变。梵净山是千年佛教名山，一殿一寺、一瓦一石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但由于外来公司不太了解本地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人为改变佛教文化景观的现象。如：《敕赐碑》旁原是明代通明殿和清代报恩寺，“文革”期间才最终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江县在原址上建有旅店，后拆毁，现改修为亭子，完全不知此处乃是明清两次被敕封的重要寺庙。又如在老金顶之上，原是明清两代的玉皇殿，是梵净山道教最神圣之地，比梵净山佛教有更久远的历史，但现在已经改建成“燃灯殿”，然而梵净山历史上并未有“燃灯殿”的记载。再如下茶殿原为清代“镇国寺”，有著名高僧隆参和尚的《镇国寺碑记》可证，但现在改修为“山王殿”，不惜将清代梵净山最重要的“寺”下降为一个“殿”。此外，红云金顶原是梵净山雄伟神奇的重要标志，史称“游龙昂首啸吞烟”，只有铁链和天梯、天桥可以攀登，但现在为了方便爬山，于是增修了爬山石梯，完全改变了金顶雄奇的外形，仿佛游龙被捆绑上了一副铁镣枷锁，昔日游龙雄姿荡然无存。2011年终于发生严重的雷击事件。
四是梵净山缺乏统管全山的高僧大德。梵净山是佛教名山，历史上虽属“五属之地”，但长期都由全山公举方丈管理全山寺庙和朝拜事宜，“圣旨承恩寺”和“护国寺”敕有“镇山之印”和“佛法僧宝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现在由于梵净山分属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三足鼎立，互不联系，甚至因争夺边界激起群体事件等。梵净山佛教需要具有灵魂作用的高僧大德在新时期重新振兴佛教。
四、几点建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梵净山是一座历史久远、文化深厚的西南千年佛教名山，但在当前旅游开发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负面影响。以下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理顺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梵净山的灵魂在于佛教，几百或上千年的梵净山之所以能吸收南方僧众前来朝拜，乃是因为梵净佛教在人心中的神圣地区。在当前必须形成“保护第一，开发其次”的观念。只有在保护好梵净山佛教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开发和发展。
二、理顺管理权责。梵净山是佛教名山，其管理应由政府交给德高望众的高僧大德来统一管理，使其未来方向朝着佛教文化的发扬光大发展，而不仅仅只是旅游观光的商业目标。这是2004年和2010年两次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已经逐渐形成了的共识。
三、深入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梵净山的前途在于佛教是否得到可持续发展，弥勒人间净土观念是否得以发扬光大。因此，建议在梵净山护国寺建立“弥勒文化研究院”和“禅宗研修中心”，同时加强对梵净山佛教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别要研究弥勒“人间净土”思想对净化当今社会风气、促进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贡献和价值。
四、培养或聘请德高望重高僧统辖全山佛教事宜。梵净山历史上是由全山公举方丈来管理全山佛教事宜的，如：明代的妙玄和尚和清代的隆参和尚就是梵净山当时著名的高僧。历史证明只有在统一管理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和争夺，佛教才能得以良性发展。梵净山佛教目前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期，应该大力培养或聘请德高望重的高僧来统辖全山佛教事宜，以弥补当前梵净山佛教发展的一个严重缺失。
总之，佛教文化是梵净山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一定要避免以佛教为名，经济优先，重视旅游开发，轻视文化保护的倾向；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使梵净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