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平
所谓“孙子兵学”，是指围绕着孙子及其兵法的整理、研究和运用而形成的一种专门学问。它是我国军事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子兵学源流问题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发展过程及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以古鉴今，使之为现实社会服务。
一、《孙子兵法》的成书与流传
关于《孙子》的成书，司马迁说得明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对这种看法，自秦汉至隋唐，都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至宋才成了疑问，以后也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一说作于春秋孙武，一说作于战国孙膑，甚至说孙武即孙膑，一说作于某无名氏，各持己见，相互排斥。这种种猜测和臆断，终于被当代考古成果所消除：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种竹简，从而使笼罩于《孙子兵法》及孙武本人头上的种种迷雾，立刻消散。
春秋末期《孙子兵法》诞生后，就广为流行。《尉缭子?将理》：“兵法：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就是引用《孙子?作战》篇中的成文。尉缭又赞誉道：“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而作为“武之后世子孙”的孙膑在其《孙膑兵法》中不但运用并发挥了《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观点，而且甚至在语言上就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及“料敌计险，必察远近”等，都几乎全是《孙子兵法》原文。《荀子?议兵》说：孙吴用兵，“无敌于天下”。关于《孙子兵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韩非指出：当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也就是说，到战国末，孙子其人其书已是家喻户晓的了。
秦汉时期《孙子兵法》普遍传颂，魏晋时期被尊为“兵经”。这一时期，《孙子兵法》不但经历了多次编订，确立了体制，而且由于战争较频繁，故其指导作用也很明显。韩信背水破赵，双方都曾援引孙子之言以为指导。武帝也曾欲教其爱将霍去病学“吴、孙兵法”。卫青因苏建亡军，征询部下处置意见，也有人援引孙子“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一语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宜帝欲讨伐西羌，问于冯奉世，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名将赵充国，他“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出镇西陲，与屯田、治甲兵、知彼知己，战无不胜，卒败羌人贵族。他上书数言兵事，皆寻《孙子兵法》之言以为指导。
隋唐之际，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帅下，出了许多杰出的将领，而尤其值得称道的则是李靖。他是隋将韩擒虎的外甥，“少有文武才略”，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唯斯人矣”。他用孙子思想指导战争所向无敌，所以太宗深倚重之，常与论兵。后人遂据其与太宗论兵之语而演绎为《李卫公问对》。诗歌鼎盛的唐代诗人也多不忘情于孙子。刘希夷、高适、李商隐等人的诗歌，韩愈的文章，都曾提孙子或其兵法之名言。罗隐《题杜甫集》亦有“忍教孙武重泉下，不见时人说用兵”的诗句。至于杜牧，那自然就不只是称引《孙子》的问题了。这是继《文心雕龙》和《文选》之后，孙子兵学在我国文学艺术上所产生的强烈折光。
宋代边患频仍，朝廷虽重文治，然有识之士也多主张重视武备。嘉祐间，胡瑗就曾上疏，建议朝廷成立武学，并请梅尧臣去“讲孙、吴，使知制胜溃敌之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南渡之后，边境形势江河日下，讲武之事不绝于书。据《宋史?选举志》载，绍兴间，高宗赵构也曾“诏兵部讨论典故，参立新制”，“凡武学生员，习七书兵法”。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个杰出的爱国将领。他在《美芹十论》、《九议》中运用孙子的某些基本观点，联系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提出了个人的主张和建议，如在《议练民兵守淮疏》中，建议以民兵防御，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战法，“彼进吾退，彼退吾进”；正规军则集中机动作战，并重视战地居民条件，等等。宋代的孙子兵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
孙子兵学至明代，由于边患始终存在，所以讲武之风也颇盛行。洪武三十年曾旨令兵部复刻元板《武经七书》。景泰二年，又诏“内外诸学生徒合令兼习”。同时，朝廷也颇注意从科举中选拔人才。就在这种情况下，《武经七书》本《孙子兵法》便广泛流传开来。这时期的孙子书，见于著录者约五六十种（《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数种），其中《武经七书》的注本就有二十余种，其他专著于《孙子兵法》正文也多采用《武经》本。在这些孙子书中，为应付策试而刊印的标题讲章之类，也逐渐发展起来。
清代由于朝廷的提倡，同时也由于清中叶以前的社会生活比较安定，再加上汉学的复兴，孙子兵学亦很发达。这时期，注解《孙子》者共五十余家。顺治间邓延罗的《孙子集注》(在《兵镜备考》内)乃清代最早的注本。王瞰的《孙子集注》是为初学而作，于字义、节义、篇义均详作解释，注解能兼存异义，亦能存疑，提出了一些校勘意见而慎于改动，故不失为清代初期可取之作。这一时期注家最有成效者为孙星衍校《十家注》和于鬯所著《香草续校书》。由于以孙星衍、于鬯、王念孙、孙治让等大师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清代的孙子兵学在文字校勘和训诂上是有重大突破的，这是这时期的重大成就。这种成就就其对孙子兵学在其发展的意义上说，并不亚于汉代的编订与宋代的“钦定”。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两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余种。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一号和二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先秦古籍。大批竹简出土，特别是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古佚书的重新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竹简出土时浸泡在烂泥污水中，朽坏残断情况十分严重，由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清洗整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考释校订，逐步将全部四千多号整简和残简编辑成书，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1975年出版译文本，战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国内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最早的少数民族文本是西夏文本。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刊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深刻的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传颂不绝，而且远播全世界。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日本，1660年译成日文，1772年译成法文，1905年译成英文，1910年译成德文。据统计，被译成日、法、俄、英、德、意、捷克、罗马尼亚、希腊、丹麦、西班牙、希伯来、阿拉伯、印度、泰米尔、印尼、朝鲜、蒙古、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二十七种语言文本，不少文本还有不同译本。全世界已有数千种关于《孙子》的专著先后问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十三篇奠基于春秋时代的孙武，基本完成于战国中期或稍前的兵家，而定型于秦汉之际。以后虽有多次编订之举，但其基本内容和体制则无大变化。它的成书与《管子》、《墨子》相类，不但有一个过程，而且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经验的基本总结和理论概括。
二、《孙子兵法》的注解与编订
（一）《孙子》的幸免秦火与汉代的三次大编订
《孙子兵法》一书问世后，虽受到普遍重视并得到广泛流传，但过了战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其思想统治，曾大肆焚书。那么，《孙子兵法》是否也被焚了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所谓“不中用者”，自然是指那些儒家的“诗书”之类，而《孙子兵法》作为一种“用之无敌于天下”的兵经，自然会被看得较“诗书”为有用。所以估计它不会被烧。再从临沂汉简保存有大量兵书，而儒家经典则一无所获这一事实来看，这种推断也可得到旁证。果真如此，那么，萧何入关，收秦图籍，《孙子兵法》就必在其内。余嘉锡先生也说：“始皇不烧之，何又从而收之?”这话是可信的。
《孙子兵法》幸免秦火，至汉，又经历了三次编订。
第一次是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所谓“序次”，余嘉锡先生说，就是“校理”，至于是否曾编定目次，则不敢肯定。这次编订，“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其时间当在韩信被贬(高帝六年，前201年)至被杀(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之间。这时，秦亡未久，挟书之律未除(惠帝四年，即前191年始除)，献书之路未开，在此情况下，竟得到一百八十多家，除来自咸阳秘府外，绝无其他可能。其所定著之三十五家，虽文献无征，未可确知，《孙子兵法》却必在其中。汉简《孙子兵法》，据考证，系汉初写本；这样，它就很可能是出于张、韩所序次的本子。而且，在临沂汉简逸文《见吴王》中既明确说是“十三扁(篇)”，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孙子兵法》在秦以前很可能就是十三篇，它的基本体制就是十三篇。
第二次是武帝时杨仆“纪奏兵录”。张、韩所定三十五家兵法，至“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以“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因而有杨仆“纪奏兵录”之举，其时间据余嘉锡先生的考证，是在元朔五年(前124)至元狩四年(前119)之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则在太初元年(前104)，即在杨仆奏录之后不久，司马迁既曾大量检阅金匮石室的藏书，故必得见杨录；司马迁又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所以，我们也可由此推知：杨仆奏录当是在张、韩序次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体制也是十三篇。
第三次是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当时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孙子兵法》亦在搜求之列。由刘向任校书的总负责人，任宏以步兵校尉负责专校兵书，并分类为四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孙子兵法》被列为“权谋”之首。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就把任宏所校录入《七略》之《兵书略》，其分类亦仍任宏之旧；此外，班固又采《七略》而删其要以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孙子》题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本书是十三篇，这时却成了八十二篇，图九卷，其原因何在?有人说这是“两种传本”，也有人说这八十二篇是由十三篇“扩充”而来，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八十二篇乃是以十三篇为主体，另合其后学所衍绎，附益的六十九篇而成；原来十三篇的基本体制似乎并未打乱而保存于八十二篇之中了。《通典》、《太平御览》以及张预、何氏等家注文所引《孙子兵法》逸文，从其内容多系补充、解释十三篇来看，可以都是属于这六十九篇的东西；至于阵图，亦当如此。
我国古代典籍的体制，原来大都比较繁乱，至刘向，始各标篇目，厘定次序，并命以书名，从此始成定制。我们现在所见十三篇的篇名和顺序，很可能就是刘向、任宏确定下来的。而临沂汉简，由于写成于校书之前，尚未形成定制，所以无论是篇目或次序，与今本相较，都有许多出入。
（二）三国时期曹操注解《孙子》的开始及其影响的扩大
三国时代，由于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各自的命运，所以，同东汉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孙子兵法》又受到重视。诸葛亮因街亭失守而斩马谡，蒋琬曾深表惋惜，诸葛亮挥泪说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孙权也曾教其大将吕蒙与蒋钦“急读《孙子》”。司马懿老谋深算，常常引用孙子之言以指挥战争。袁绍、张郃、邓艾、钟会自不用说，连袁焕、满宠、丁奉、和洽、陈群与辛毗等人的传记或传注中都保存有关于他们如何运用孙子的原则去指挥战争，或评论战事的资料。但他们都偏重在实用，对孙子兵学理论的发展并没有作出多大贡献。既能创造性地运用《孙子兵法》，又对孙子兵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则是曹操。三国时，去先秦年代已远，某些古语，不加注解则难通其意，且经过东汉时期的衰落，故对《孙子兵法》作注便成了必要。而曹操其人，众所周知，不但行军布阵“仿佛孙吴”，“因事设奇，请敌制胜，变化如神”，而且“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对《孙子兵法》备加赞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不仅如此，他又在戎马倥惚之际为《孙子兵法》作注，从而使孙子兵学进入了注解的新时代。他的注解简明质切，最为后世所推重。他还常常根据“御军三十年”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如说“安不忘危，常设备也”，“礼不可以治军也”，“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以及“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等等。这就不但更好地解释了孙子的原意，而且又丰富和进一步开发了孙子的思想。不过，他的注也并非没有缺陷，有时往往失之过简，言不尽意，而且也有失误，如谓《形篇》“九天”、“九地”之“天”、“地”乃实指天时、地利等即是。
曹注《孙子兵法》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以后，隋、唐、宋的官私书目也多于著录，《宋史?艺文志》又录有《魏武?王凌集解》、《曹萧（吉）注》、《曹杜（牧）注》与曹、杜、陈（皞）、贾（林）、孟氏《五家注》等好几种合刻本，而且都是以曹注为首。这说明在宋代以前，《孙子》主要是靠曹注流传的，同时，也标示集注的开始。到了宋代，曹注本被收入《武经七书》，又与其他十人之注汇集于《十家注》和《十一家注》，形成了《孙子》书的两大传本系统。
（三）隋唐时期杜牧等注家的蜂起与孙子兵学的初步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帝国的再建和封建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孙子兵学开始进入注解的繁荣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