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元代是戏曲的繁荣时期，在前朝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下，杂剧这种戏剧形式形成了，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剧本，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西厢记》的故事流传至今，男女主人公一波三折的爱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个故事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女主人公莺莺的侍女红娘。红娘为莺莺和张生牵线搭桥，活泼大胆，从容机智，终于促成了女主人的婚事，成全了一对有情人。
侍女红娘成全了小姐莺莺的百年好事，所以，从《西厢记》在社会上的传唱，民俗中逐渐有了把红娘作为媒人的看法。直到最近几年，在有关民俗问题的著作中仍然这样评价：“……表述‘媒人’的意思，还有多种词语，较常用的有月下老人、冰人、伐柯、保山、红娘等。……红娘是元代作家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的婢女。她机智泼辣，热情地促成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因而民间就将热心为男女双方穿针引线、促成别人姻缘的人称作‘红娘’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不甚恰当。红娘成全的是一对恋人，她的用心和一系列行为与媒人是不一样的。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考察，红娘可以说是性别文化的一个符号。
文学艺术的符号学性质
原苏联符号学家尤利·洛特曼（LotmanIouri，1922—）在《电影美学与符号学》（1973）一书中指出：“在我们所能极力追溯的全部人类历史中，我们可以分析两类互相独立和平等的文化符号：文字和图画。”并指出：语言艺术出自第一类，形象艺术出自第二类。然而两类符号互相浸透：诗和文学散文创立了“语言的意象，其图像实质是很明显的”，诗人的作品是一种“形象符号”。洛特曼在他的另一部符号学巨著《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中曾说过，艺术作品是一个“互相套在一起”的符号体系，诗人所选择的段落“成为整整一个世界的典范”。于是，“内容确定而有限”的文本同时架构了“一个无限的物质模式”，即现实社会。洛特曼同时举例说，《安娜·卡列尼娜》既表现了一个具体而有限的命运，同时又再现了“任何女人、任何人”的命运，再现了一个具体时代和任何时代的命运。因此，文本是一个空间，是“社会空间结构的缩影”。所以，安娜既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同时又是指示社会时代、历史命运的一个图像符号。
依照上述理论，我们可以把红娘形象视为一个符号。红娘形象在产生和流传中，折射出我国封建社会有关性别文化的多重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符号性质的图画形象。
侍女的符号意义：标志小姐（莺莺）的贞洁
红娘形象的符号学意义首先体现在她的侍女身份中。作为莺莺的婢女，她的身份的符号意义在于体现了莺莺的贞洁。
什么是符号？符号学美学开创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德〉1874—1945）在他的人类文化符号论中说：“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就是说，符号最根本的特点是间接性，它能直接诉之于知觉，但它代表的却是深藏于背后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把红娘（侍女）作为莺莺（小姐）的贞洁符号看待时，就是在探究深藏于这一形象背后的意义。在《西厢记》文本“社会空间结构的缩影”里，红娘侍女身份的背后牵涉的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封建礼教及蓄养家奴等内容。
在我国封建礼教传统中，从汉代起，社会生活中那种“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开始重视女子婚前的贞操。虽然汉代家礼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在“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观念支配下，女子婚前守贞受到人们的称誉，并出现了为保护贞操而丧命的少女。魏晋时期，女子的贞洁被反复强调。《晋书·列女传》跋云：“夫繁霜降节，彰劲心于后调；横流在辰，表贞期于上德。”把女子的贞洁作为“上德”。《北史·列女传》序也说：“盖女人之德虽在温柔，立节日名咸资于贞烈。”到了唐代，女子贞洁，特别是未婚女子的童贞被写入家礼，严守清、贞成为女子处世立身的首要行为规则。《女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女子……立身之法，唯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宋代以后，这种观念愈演愈烈，形成了男子嗜好处女的偏执心理。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都讲到莺莺的富家小姐身份和崔氏的孀居身份。《莺莺传》里说：“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西厢记》中说，莺莺病故的父亲崔珏生前是相国。这样的身份地位暗示着莺莺的起居行为必须符合封建家礼提倡的大家闺秀的淑媛规范，贞洁当然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平时不下绣楼，除了父母召唤，甚至不在外人面前露面，日常起居的一应事务，都要由侍女照料。而崔氏的孀居身份就更加剧了这种要求，崔氏老夫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对莺莺严加管教。在这种规范要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形式就是闺阁淑媛必须要拥有一个或多个贴身侍女。如《红楼梦》中，贾家的每位小姐都有三四个大丫环和五六个小丫环伺候，显示了贾府小姐的高贵和贞洁。《莺莺传》中说“崔氏之家”也是“多奴仆”。而《西厢记》中说，莺莺的父亲病故，母亲孀居，家境开始衰落了，所以，莺莺只有一个侍女红娘。这个故事在流传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红娘的身份一直没变，她一直是莺莺的贴身侍女。这里，作者安排红娘的贴身侍女的位置，正是故事中印证莺莺淑媛规范的关键人物，主要涉及的是封建闺阁礼教的重大问题——贞洁。所以，无论从文学本身的故事意义，或是从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意义，红娘都是文本结构中寓意莺莺贞洁的符号。
进一步探讨红娘形象的符号意义，应该考察我国蓄养奴婢即家仆的制度，从中验证形象的符号意义所涉及的社会规范和封建家礼的多种形式。
我国家僮仆妾的蓄养可以追溯到周代，《礼记·杂记》中说：“君不抚仆妾。”就是说奴婢死后，主人不能抚摸着他（她）的尸体哀痛哭泣。陈澔注道：“死而君不抚其尸者，略于贱也。”说明此时已经开始蓄养家僮、女仆，而且主人和仆人之间已经严格划分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得到完善。北宋司马光在他的《居家杂仪》中，记录了一个时代家僮仆妾的生活情况：“凡内外仆妾，鸡初鸣咸起，栉总盥漱衣服。男仆洒扫厅事及庭。铃下苍头洒扫中庭，女仆洒扫堂室，设椅桌，陈盥漱栉馈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则拂床襞衾，侍立左右以备使令。退而具饮食，得闲则浣濯缝纫，先公后私。及夜则复拂床展衾。当昼，内外仆妾唯主人之命，各从其事以供百役。”
在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中，奴婢逐渐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且其群体不断扩大，甚至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正是为了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封建家礼所以主张在主仆尊卑分明的关系中宽容以待下人。朱熹就曾说过：“古人上下之分虽严，然待臣妾如子弟。”如《红楼梦》中，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都提到过贾家宽待下人的传统。
在这样的主仆关系中，长期深居绣楼的世家小姐很容易将贴身侍女作为自己的伙伴和倾诉对象。所以，文学作品表现深闺小姐的生活时，侍女往往是小姐隐秘心事的知情者。这种“特权”也使得她们的身份特殊。《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一节中王夫人就说过：“跟姑娘们的丫头比别的娇贵些，这也是常情。”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侍女实际上又是小姐品行、感情、德行、性格、学识等等内在修养的见证人。在《西厢记》中，红娘来往在莺莺和张生之间，莺莺内心的感情波澜在红娘活泼俏皮的言行中展露无遗，红娘也多次戳穿莺莺因羞涩而故作的无情。主仆好似姐妹，莺莺就多次叫红娘“好姐姐”，体现了家礼中宽待下人的要求和富家小姐贴身侍女的特殊身份。这里，侍女的身份中同时显示了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和封建家礼的多种形式。
侍女于是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的意义延伸至久远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之中。正如符号学者，法国“如是”团体的代表索莱尔所说：“任何文本都位于若干文本的交汇点，它是这些文本的阐释、集中、浓缩、转移和深化。”文学文本中的侍女随同文本位于若干历史文化的交汇点，将历史文化中“封建家礼”、“蓄养家奴”等内容作出阐释、集中、浓缩和深化。正因为这样，她们才能在文学文本中以姣好的容貌、活泼的言行感动读者，唤起读者深层心理的共鸣和认同。
中外文学中，还有不少作品以符号性质的侍女（或女伴）来指示淑女的贞洁。《红楼梦》中贾府诸小姐都有与自己性情相配的侍女，《白蛇传》里白娘子有小青，《梁祝》中祝英台女扮男装，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也拌作男装的侍女。
《特里斯丹和伊瑟》（欧洲中世纪传奇故事）中，伊瑟有关怀她终身幸福的奶妈；《叶甫盖尼·奥涅金》（俄·普希金）的女主人公达吉娅娜从小生活在奶娘的关怀中；《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的女主人公娜塔莎有表姐桑尼娅为她守护贞洁；《沙恭达罗》（印度·迦梨陀娑）的女主人公沙恭达罗在大自然的净修林中长大，她身边也有形影不离的两位女友；《十日谈》（意·卜迦丘）第五天第二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高丝坦莎不幸流落海岛，在一位好心妇人的关照下保持了贞洁，后来与心上人团聚，等等。
笔者以为这些侍女或女伴（变化的侍女）同红娘有着类似的符号意义。
侍女的符号意义：印证唐代社会的男女性爱风尚
《西厢记》的故事来自唐代诗人元稹创作的传奇《莺莺传》，据说是元稹的亲身经历。在《莺莺传》中，莺莺写信约张生夜晚相会，可是张生来赴约时，莺莺又指责他有违君子道德，随后离去。就在张生无计可施之际，几天后，莺莺却不期而至他的住所——西厢，并主动委身于他。这里，莺莺的含蓄羞怯和真情大胆表现了一种矛盾的心理，应该说是唐代社会既要求女子守贞，又风靡放纵情欲之风使然。整个情节中，红娘都起着关键作用，是爱情的信使和证人。应该指出的是，红娘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叛逆”或“离经叛道”，而是当时社会风俗的印证。于是，随着故事的流传，她的名字成为标志当时男女性爱关系风尚的一个符号。
在唐代，唐律中专门设置了“户婚律”，对婚姻有种种限制。其中，和封建社会其他朝代一样，提倡男尊女卑的婚姻伦理，维护一妻多妾的婚姻政策。维护等级制度的婚姻，即所谓“当色为婚”，指婚姻男女双方应属相同的阶级（这一点在后文中有具体论述）。等级关系还指不以妾、婢为妻，维持妻、妾、婢之间的等级关系等。这些都构成这一时代基本的性别风俗，即等级观念，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在唐代的婚姻伦理中，对女子的贞洁要求尤其严格。《旧唐书·烈女传》（五代）和《新唐书·烈女传》（宋）共列举了53名贞烈的女子，她们大多为保卫自己的贞洁而作出惊人的举动：有的守孝终身，有的拒不再嫁，有的为保贞洁自杀自残。她们的行迹或曾受到过当时统治者的旌表和封号，或被史官记录和被文人颂扬，反映了这一时期性别文化对女子的单方面要求。盛唐时，侯莫陈邈的妻子郑氏还著有《女孝经》18章，不仅要求女子贞洁，还要求孝道。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唐代社会风气和其他时代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社会上“一妻多夫”的事实。从风俗传统讲，社会上本有那种“搭伙”、“兄弟同妻”等现象。而到了唐代，由于武则天恣意娇宠男宠，致使唐代宫廷中形成公开蓄养男子的风气。除女皇武则天以外，唐代宫廷中，从皇后到各级公主，争相蓄养男宠，朝堂之上，公开议论男宠，“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唐人李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进士）晚年写给外孙的信中就十分激愤地指责当时的种种“颓风败俗”，尤其说到妇女的行为，“妇人将嫁三月，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嫁则庙见。不见庙者，不得为妇。今此礼凌夷，人从苟且。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可为堕泪。”从这里可以看到，唐代有关性别关系的风俗实际上比较混乱，社会风俗对妇女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对宽松。于是，在旌表《烈女传》的同时代，社会生活中也记录有种种“墙头马上”的传奇故事，并为市井喜闻乐道。
所以，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在唐代产生并流行。“传奇”的名称在当时有着贬义，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正因为这样，张生在崔母答谢他的宴席上与莺莺一见倾心，就忍不住求红娘向小姐表达爱意。张生这样行为，很显然的是越礼了，以致红娘“惊沮”“腆然而奔”，吓坏了，羞怯地跑了。可是，有趣的是，就在张生后悔不迭时，第二天，红娘却又来了。张生不敢再提起旧话，红娘却直言不讳地问，你和崔家都是亲族，为什么不提婚呢？张生也径直地告诉她，说自己爱莺莺已经不能自持，要是等“媒妁”、“六礼”，好几个月，自己会憔悴而死的。看张生这么痴情，红娘就告诉他，莺莺喜欢诗词章句，可以用诗词打动她。张生高兴极了，马上写了两首《春词》诗，让红娘带给莺莺。当天黄昏，红娘带回来小姐的一首诗，诗中竟然相约晚上私会！这一来一往，都是红娘在主动牵线，没有她的照应，张生恐怕很难再见莺莺。从红娘开始时的“惊沮”，到她劝说张生明媒正娶，可以看出红娘是懂得闺阁礼教的，而且还在自觉地维护着它。而我们要分析的是红娘更进一步的行为，就是帮助张生非礼地私会莺莺，成全张生的一片痴心。这样一来，红娘前后的行为动机就有了矛盾。前者服从礼教规范，后者却逾越了礼教家规。从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这恐怕与当时社会既要求婚姻伦理，又“混乱淫逸”成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