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苑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木冉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囿于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吆喝
萧乾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写过一篇《北京的声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他特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剃头的”）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间一抽，就会呲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拨啷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
囿于语言的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听过相声《卖布头》或《关公战秦琼》的，都不免会佩服当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能随机应变。
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个停。
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后是卖散和卖花儿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用一好嗓子招徕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拆开来，一样样地在你们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采。
“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犹豫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皮儿馅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就沸腾起来。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他一手熟练地着筷子大小的擀面杖，另一只手的掌心就是案板。不消一秒钟就出一只三角形的馄饨，讲究皮要薄，馅儿要大。
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
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有唱话匣子的。大冷天，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百代公司的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大鼓。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我一奇怪没人向那家公司提过抗议。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钹的盲人，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还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用颤音。先挑高个嗓子喊：“行好的——老爷——太（哎）太”，过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剩菜——赏我点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儿的就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儿（未成形的幼蛙）最有好感，一是我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去。我一直奇怪它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一到夏天，西和碎冰制成的雪花糕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的秋海棠”了。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了。可那时的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芦儿——刚蘸得”就出场了。那时，北京现下冷多了。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听“烤白薯哇真热乎”，就非买上一块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烫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
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得变着法儿吸引顾客。如卖一种用秫秸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艺赛活的。”有的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厢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卖的吃食，就绍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馅儿啊，蒸而又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喂，炸豆腐哟”。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粟子味儿的白薯”或“萝个赛过梨”。“芦儿——冰塔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荠还是山药豆的）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山楂）的靠戏剧来吸引人：“就剩两串儿啦。”其实，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高忽低。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乔麦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养麦皮爷”。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制钱。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和它亲吻。
杨柳
丰子恺
因为我的画中多杨柳树，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因为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我似觉自己真与杨柳树有缘。但我也曾问心，为甚么欢喜杨柳树？到底与杨柳树有甚么缘？其答案了不可得。原来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因此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因此我自己似觉与杨柳有缘。假如当时有人在湖边种荆棘，也许我会给屋取名为“小荆棘屋”，而专画荆棘，成为与荆棘有缘，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