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一代人的象征之一的北岛翻译的这本诗选甫一行世，即风靡诗坛，成为诗爱者竞相传抄的对象。多少年后，索德格朗的诗歌在中国有了全集，再次诵读，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早逝女诗人激情和心跳。芬兰诗人索德格朗生于１８９２年，２４岁出版处女诗集《九月的竖琴》，在其创作欲望甚炽时的３１岁，死于肺结核和贫穷。这是一个敏感的死亡年龄，在中国，上世纪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萧红也是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同样是在３１岁这个节骨眼上（盛清时代的古典抒情主义大师纳兰也是３１岁离开人世）。这两位差不多同时代的女子，作品里透露了太多抒情的质素，并时而表现出忧伤。据说，因为贫穷，索德格朗甚至屈辱的卖掉自己的内衣和香水，才能换回稿纸。但诗神总这眷顾着我们的女诗人，在短暂的诗歌生命里，她为我们奉献了两百多首抒情篇什，开了北欧现代主义的一代诗风。我甚至强烈的感受到，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是那么宁静地接受了死亡。在《月亮》里，她写道：“万物之死是多么＼妙不可言：＼一片枯叶，一具死尸＼和一弯新月。在《不存在的国土》里，她说：“我渴望那不存在的国土，在那里，我的爱人戴着闪烁的王冠散步。我的爱人是谁？人类的孩子淹死在无尽的雾霭中，并不知道答案。”是的，爱没有答案，但她的诗却为此永恒，我宁愿把这看作是对她生命的高贵的补偿。
《为红袖文化招魂》
过去总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是最不可信，也最信不得的话之一，自欺，而且欺人。不错，香港是有挥之不去的商业和殖民气息，但是，香港也有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国学大师饶宗颐自不必说，单是有旧学根底的香港文化人，可说是所在多有，在我眼里，操有满笔优雅汉语的董桥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文化作手。《为红袖文化招魂》，是董桥“英华沉浮录”的第七卷，前些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到内地，改为“语文小品录”，一出就是十卷，每卷的名字都雅致可喜：“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博览一夜书”、“给自己的笔进补”等等，特别是这卷“为红袖文化招魂”，单看名字都让人割舍不得，必欲读之而后快。
优雅的语文，曾让我们汉民族产生了多么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凭着伟大的汉语，我们秉承了一份深深的文字传统，有多少文化的托命之人，在文字中挥洒着快意，让中华文明不断光大，就像那种欲生欲死的爱情，在不经意间却传承了人脉一样。但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对文化的摧残和误导，我们的语言和文字里充满着暴力，那份优雅已不大好寻了。所幸的是还有董桥，让我们领略这份优雅的好来。谈到这卷“为红袖文化招魂”时，他特意解释说，取这个名字，想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线装情怀和金粉情结，多多少少借此描画添香缘尽、墨沈未干的历史失落感。优雅的语文不可能洗尽铅华、屏绝丝竹。浓妆艳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淡扫蛾眉的分寸正是修养之所在。清代才女吴藻精绘事、工词翰、善鼓琴，词曲更有林下风，作品越到晚期越是语浅情深：“醉颜酡，开口笑。丝竹中年，已觉输年少；此境等闲看过了，往后思量，又说而今好”，吴藻常常与同时代男词家往来唱和。董桥为此感叹说，有了这样的红袖文化，中国文学方见婉妙。只是，这种游园惊梦式的金粉奇观，多半是一场暗随光转的旧梦，只存活在文字中了。
《可以吃的女人》
痞女洪晃说，男人分两截，上半截和下半截，一个下半截不怎么样的男人，上半截也好不到哪去。这种分法简单，却很管用。那么女人呢？又有好事者分三种，感性的女人，理性的女人和知性的女人。我不懂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分两截，而是采用这种三分法。似乎现在，知性美的女人特别吃香，你看她浑身上下，既有那么一点儿感性，又有那么一点儿理性，更有那么一点儿智性，三位一体，美莫大焉，不吃香才怪。
吃香是个味觉词，吃起来是香的。怎么？女人能吃？是的，秀色可餐嘛。如果要双重证据，也有，古已有之，洋亦有之。顷读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二十四岁芳龄时写的小说，名字就叫《可以吃的女人》。我喜欢读阿特伍德，她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棒，但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作家，整起小说来也特别活色生香，真趣横生。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叫玛丽安的知性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爱情和工作各自精彩，但在内心深处，她却始终觉得从属于未婚夫，这种心理压力严重到她渐渐无法进食，精神日益崩溃，最后，她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将这个“可以吃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替身献给未婚夫，从而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小说写得可读，可思，可吃。
这个极富寓言色彩的故事，得自于阿特伍德自己对进食的强烈兴趣，据说她本人还编过一本烹饪书籍呢。其实，男女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弱肉强食，体现在男女关系上，既有女肉男食的一面，也只怕有男肉女食的一面，更有共处共生的和谐一面。男人向左，女人向右，固然利落解恨。男人是山，女人是水，只怕也有山水相连的逸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