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在香港时，听到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刘国钧虽身在香港，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家乡。此时的他，内心仍矛盾重重、去留两难。如果让他跟随着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跑，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难免要被官僚资本吞并，这是他绝对不会走的路；如果让他流落国外做“白华”，这也不是他所愿意的。刘国钧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在内地，他终究是要回家的。他经常对夫人念叨：“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祖国，即使自己有再大的事业又有什么价值呢？”刘国钧密切关注着内地的情势，香港的报纸上不断传来内地方面的好消息，许多朋友也写信给他报告好消息：他的老朋友黄炎培、章乃器、孙起孟、胡厥文等人，已从香港辗转去北平，参加6月开幕的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冷御秋、杨卫玉等几位朋友也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时，刘国钧经常自问：“朋友们都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了，我难道还在香港徘徊？何况，名气比自己大、声誉比自己高、资产比自己多的申新公司董事长、‘棉纱和面粉大王’荣德生留在了内地，不但生命无忧，且还担任了苏南行署副主任。挚友刘靖基在上海生活得很好，政治上也得到了安排。甚至自己的下属何乃杨也被推选为常州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大成公司的大股东和代理人也都有政治安排，并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该想一想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不久，当刘国钧获悉好友黄炎培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杨卫玉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后，更是欣喜若狂。刘国钧当机立断：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启程，到北京去会见老友们。可是，身体不争气，正当刘国钧决心已定、马上动身去华北的时候，他多年前曾经患过的胆结石病突然又发作了，病来得很突然而且很猛烈，他被迫住院，一病就是几个月，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后来请医生动了手术，总算转危为安。
此时，刘国钧收到两封来信，一封是他派到内地察看情况的长子刘汉堃的来信。信中说：“我们一行抵达上海后，略事休息，13日到达常州，16日返回上海。在常州期间，看到人民政府协助民族资本企业搞好生产，成绩斐然。”信中还说他们将很快返回香港，容后再作详报。读完信，又看了随信寄来的大成公司1949年的财务结算表，竟还净盈皮棉1000担。这盈利的数字给刘国钧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大成公司运转正常。
另一封信是好朋友邹秉文、周松点从美国寄来的，信中告诉他：他们合资在美国开设的和昌公司，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礼物：岱字棉种。因为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邹秉文、周松点亲自飞往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产棉区选购。在当地华侨的大力协助下，选购到优良岱字棉种496吨。为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先将船从美国开往南美，再从南美转运到青岛。这是关系到全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大事。刘国钧感到非常高兴，就在医院给邹秉文、周松点复信道：“国钧因病暂羁香港，幸有仁兄主持和昌公司，为新中国出力，愚弟借光，不胜荣幸焉。”
刘国钧很钦佩香港大公报经理、社长费彝民的爱国风范，认为他是位反日救亡的爱国英雄。在港期间，刘多次乘车到利源东街大公报社参加该社举办的时局研讨会。每次刘国钧听到的都是对共产党的一片赞颂之声，慢慢地，他开始对共产党由疑惧、戒备转变为尊敬和信服了。
听说刘国钧染病住院，卢作孚特来医院探望，还带来一位刘熟悉的朋友、四川实业界名人何北衡。何北衡很自然地谈到他在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并带来周总理的口信：“欢迎在香港的朋友回去办实业。”刘国钧听何介绍解放区和见到周总理的情况，听得心花怒放。何北衡还为他们带来了毛泽东的名文《新民主主义论》。刘国钧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作为老朋友的卢作孚临走时悄悄地告诉他：“我马上要率我的船队回内地了！”刘国钧紧紧地握住卢作孚的手，向他道别。不久，卢作孚就率领他的民生船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刘国钧出院后，马上去找费彝民。费彝民给他引见了一个人叫张铁生。张铁生，香港工委书记、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副专员、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刘国钧第一次见到这位共产党的驻港最高代表是在张铁生的住处——一间非常破旧的房子里，这让刘国钧对共产党人的清廉有了真切的感受。一见面，刘国钧就向这位共产党的驻港负责人表示了自己很想回祖国的愿望。张铁生对刘国钧表示热烈欢迎，并真诚地说道：“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人民对刘总经理回祖国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早已向中央报告过了，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欢迎您回去。刘总经理想回去看看，我们保证您来去自由。”一听这话，刘国钧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他马上表示：“我是认定一条路走到黑的人，这次回去，是叶落归根，安度晚年的。”
告别张铁生，一回到家，刘国钧立刻着手回归的准备工作。刘国钧第三次飞到台北，指示在台有关人员马上关闭在台北的兴安纺织公司，将已经购买的建筑材料全部退掉，资金撤回香港。
1950年9月16日，刘国钧偕妻子鞠秀英，告别了家人，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刘国钧没有在广州多作停留，就乘车北上，重新踏上上海的土地。上海市人民政府早已派车在车站等候他了，在通往市政府的途中，刘国钧仔细地看着街两边的大楼，惊讶地向旁边的司机打听：“这街道两边的大楼怎么都完好无损啊？上海不是刚打了大仗吗？怎么没留下一点痕迹呢？”司机告诉他：“先生有所不知，解放军攻城时规定不许用重型武器，用解放军的话说，叫做‘瓷器店里打老鼠’。为此，解放军牺牲了很多人。”刘国钧一听，怔住了，默默地看着街边的大楼。
刘国钧在市政府特意安排的招待所住下以后，许多朋友们都来看望他，对他说了很多上海的新鲜事：“上海的青帮洪帮都给管住了，‘江北大亨’、‘码头春主’等一批欺行霸市的黑社会老大都被正法了！”“烟馆赌场被取缔了！”“去年投机大米的人都吃了大亏，再也不敢做粮食投机。政府预先告诉大家要从东北进大米，可他们不听。”“上海的4000多名妓女被收进了收容所。政府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盘尼西林，帮她们治疗性病。还在各工厂里给她们安排工作呢！”上海发生的一件件新鲜事让刘国钧对新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朱希武特意从常州赶来上海，向刘国钧汇报常州的大成三个厂的生产情况，刘国钧听后感动地说：“我过去听说共产党是共人家的产，现在才知道，共产党是帮助别人生产，是共同生产。这样的共产党与我们办工业者的胃口对极了。我们的工业有希望啊！”
9月30日，刘国钧及其夫人在朱希武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常州的列车。车一到常州站，就听到站前广场上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刘国钧正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时，只听到耳边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热烈欢迎刘总经理！”刘国钧赶忙取下墨镜，只见一张张熟悉的工友的面孔出现在面前，他们的头顶上打着一幅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字：“欢迎民族资本家刘国钧总经理回来主持公司业务！”刘国钧感动地挥动手臂：“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第二天，大成一厂召开“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刘国钧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即，刘国钧去北京参加轻工业部召开的会议，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黄对他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当黄炎培、杨卫玉问及刘国钧回来有何观感时，刘国钧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到上海，就感觉到有件极不平常的事情。从前，在黄埔江边总会看到江中停着大大小小的兵舰，挂着各国五颜六色的旗帜。烂醉的外国水手们，横行在马路上。现在的黄埔江边，风和日丽，只有商船，没有一艘外国军舰，亦没有戴白帽、穿制服的外国水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上海已经是人民的上海，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了，这意义极不平常啊！”
在京期间，李维汉代表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了刘国钧，并设宴招待，欢迎他从香港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随后，周总理集体会见了工商界代表，黄炎培特意向周总理介绍了刘国钧和他的发展1500万纱锭的建议。刘国钧的建议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这使刘国钧十分振奋，一种迈向新的人生起点的冲动，激励着这颗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
脱险
刘国钧总是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冲劲。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刘国钧以英商名义登记的安达纱厂也被迫关闭。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刘国钧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一方面安排华笃安留守常州，与职工们一同着手整修机器，同时，又在苏州购买一百余亩厂基和一个叫“耦园”的园林及二百余间房屋，以俟机大干一番。
1942年10月的一天，刘国钧决定偕夫人回常州看看“大成”本部，顺便安排有关恢复生产的事宜。当他到达“大成”本部时，时值夕阳西下，晚风萧瑟，眼前已没有了昔日人员忙碌的繁荣景象，惟余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刘国钧默视良久，良久无声。随行的夫人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他。
刘国钧步履沉重地回到了下榻的寓所。夜很深了，他无法入睡，事业受挫的压力使他思绪万千。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恍惚中觉得这种压力越压越重，直至像两只铁钳般的大手一样牢牢地钳住他，幻化成黑洞洞的枪口阴森森地对准了他。刘国钧“啊”的一声从梦中惊醒。
“老实点，穿起衣服跟我们走一趟！”两个彪形大汉用手枪瞄准他。他明白了：自己被绑架了。“你们要多少钱？”他定了定神，冷静地问道。
“少废话，快走！”两个大汉厉声喝道。刘国钧刚一出厂门，一群歹徒蜂拥而上，将他捆得结结实实，架着他向前踉跄而去。
半个时辰后，他被带到德安桥。这里的情景更让他吃惊：华笃安、张一飞、谢承祜等人全被绑架了。刘国钧愤怒了：“你们绑架我们，不就是要钱吗？把我们都抓来，谁去筹款？”
匪徒们一番耳语后，放掉了华笃安、何乃扬两人，而将刘国钧等人强行押至丫义浦，令其睡在一潮湿的货舱内，并让船在河心兜圈子。刘国钧心急如焚，于是他传信给华笃安要他“争取时间”。华笃安等人经过努力，最终以500件纱（时值法币80余万元）的代价，赎回了刘国钧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