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盛宣怀（1844—1916），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号次沂、愚斋、补楼、止叟。清末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
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866年，应童试，补县学生。父亲盛康是清朝的官员，与李鸿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长。1870年盛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1871年畿辅大水，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1883年，督理天津海关，因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起开始督办铁路。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在上海创办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1905年，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1911年，升为邮传部尚书，次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他命令各地加以镇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他因此被革职，永不再用。之后，他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他，但遭到他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耗资30万两。著作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存世。
提携
在李鸿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识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怀推上了历史舞台。促成这一转折的机缘，主要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父亲盛康的交谊。
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一开始就包含了种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权力上的。作为千万个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之一，盛宣怀深深知道，这种情感和权力相交织的关联是帝国官僚体系的老传统。他并非出身科举“正途”，这使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终其一生，他都对李氏保持着紧密的权力和情感联系。
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为盛宣怀所作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原因是，“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陈认为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
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了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
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1870年，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在信中，李鸿章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这关于身后毁誉的猜测，是文人出身和自负道统的帝国官僚笔底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句。但从李盛的相互关系看，这番话显然并非仅是李鸿章自我牺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识的发酵，亦是互为知交的盟友之间的秘密谈话。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许是怕留名史册的愿望过于操切，他笔头一掉，自嘲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
1901年冬天，晚清重臣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位于上海的盛家大宅促膝交谈了两个昼夜——两天之后，李鸿章将奉慈禧之命，赶赴北京与列强谈判。
临别时，李鸿章留给盛宣怀六个字：“和议成，我必死。”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终。
死敌??盛宣怀与胡雪岩是一对实业界的死敌，各依自己的后台争斗不休。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
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但做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有了这个念头，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用途：“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左宗棠听了急忙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道：“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一咋呼，大家会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等他们都争得疲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然后争取太后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没多久，盛宣怀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正如盛宣怀之料，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两江。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也将全副精力投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唯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拒绝——后者要在两江卡盛宣怀的脖子。
与此同时，胡雪岩托熟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胡雪岩行事也很有韧性，他不断派人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并提高了购买价格。盛宣怀知道以后，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个计谋。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道森才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胡雪岩喜出望外，很快动工安装。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说他办理不力，给朝廷带来不少损失，要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奏，要求撤换胡雪岩。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盛宣怀主持电报局后，实力大增。由于与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争端日多，他谋划着要给胡雪岩更沉重的一击。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
盛宣怀为了打压胡雪岩先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越依靠某种东西时，就越受制于它。盛宣怀恰恰从生丝入手，发动进攻。他通过密探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并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紧跟着，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打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胆大，属于敢于负债经营的那种人。他在5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多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20天。”邵友濂自然照办。对盛宣怀来说，20天已经足够，他已事先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只不过晚到2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