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人在高处，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目标，下属多把目光投向你，你的一举一动均受到他们的注意。是否宽容地对待他人，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对你的言行举止都是很挑剔的，稍有不慎，别人就会抓住你的把柄。所以，宽以待人，也是深得人心，搞好与群众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
齐国田婴门下，有个食客叫齐貌辨，他生活不拘细节，我行我素，常常犯些小毛病，弄得别人很不愉快，不招人喜爱。门客中有个士尉劝田婴不要与这样的人交往，田婴不听，那名士尉便辞别田婴另投他处去了。为这事，门客们愤愤不平，田婴却不以为然。田婴的儿子孟尝君私下劝父亲说：“齐貌辨实在讨厌，你不赶他走，却让士尉走了，大家都对此事议论不休。”
田婴一听，大发雷霆，吼道：“我真想宰了你们。我看我们家里没有谁比得上齐貌辨。”这一吼，孟尝君和门客们再也不敢吱声了。而田婴对齐貌辨更加客气了，吃住用全是上等的，并派长子供养他，给他以特别的款待。
不久，齐威王去世，齐宣王继位。宣王担心田婴权势太重，威胁自己，田婴不得已离开国都，其他的门客见他没了权势，离他而去，只有齐貌辨与他一起回到他的封地薛。回去没多久，齐貌辨要求去说服宣王，田婴担心他的安全，劝其不要去，齐貌辨对劝阻他的田婴说：“我本来就没想要活着回来，您就让我去吧！”后来宣王听了齐貌辨巧妙的劝言之后，亲自到都城外迎接田婴，并马上任命田婴为相国。
用人，各有各的标准，有的严格，有的宽松。而一个人犯了错误被宽容总是心存感激的，这是人之常情，用人者要善于利用这一点。要知道你一时的宽容就能赢得部下不惜一切代价效忠于你。齐国相国田婴正是由于他对下属齐貌辨的宽容和信任，才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作为上司来说前面的路途并非是一帆风顺，总会或多或少有些不顺利，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做官不下台，如果像田婴那样，宽容对待下属，岂不是为自己以后多留了一条生路吗？
身处高处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却能够将别人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批评他人的时候，容易忽视自身缺点，而严厉地指责他人的过错。这样做，一旦超出了别人所能忍受的范围，会引起别人的厌恶与反感，丧失说服力。所以要给他人留面子，要多体贴他人，不要过多指责别人的过失，不去攻击别人的私事，更不要去揭别人的旧疮疤。
孟尝君曾经担任齐国的宰相，在各国声望都很高。他家中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位食客与孟尝君的小妾私通，有人暗自将情况报告给了孟尝君，说：“身为人家的食客，暗中却和主人的妾私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理当将他处死。”孟尝君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喜爱美女是人之常情，不必再提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孟尝君召来那位食客，对他说：“你在我门下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给你，我心里十分不安。现在，卫国国君和我私交非常好，不如让我替你准备车马银两，你自己到卫国去做官吧。”
于是，这位食客来到了卫国，受到卫君的赏识和重用。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十分紧张。卫国国君想联合各国攻打齐国。此人对卫君说：“之所以能到卫国来，全赖孟尝君不计较臣无能，将臣推荐给卫国。臣听说齐、卫两国的先王曾经相互约定，将来子孙之间绝不彼此攻伐，而陛下您却想联合其他国家去攻打齐国，这不仅违背了先王的盟约，同时也辜负了孟尝君的情谊。请陛下打消攻打齐国的念头吧。不然，臣宁愿死在大王面前。”卫君听后，佩服他的仁义，于是打消了攻打齐国的念头。齐国的人听后赞颂道：“孟尝君实在是善治政事，竟然使齐国转危为安。”
正是孟尝君以他宽容的胸襟，没有因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斤斤计较，善于体谅别人，所以他收服了人心，而最后使齐国转危为安，避免了战乱，两国相安。
能够宽容地对待下属的人，必能得到下属的衷心拥护。中国古代哲学家苟子说过：“君子贤而能容罪，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这揭示的是一个做人的道理，更是用人的道理。
孔子也曾说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严厉的态度对待别人，容易遭致他人的怨恨，反而无法达到目的；若要避免遭受困扰，关键还是要宽以待人。宽以待人更易使你得到贵人的相助，以上的几个典故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让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个听得进意见的领导，才能真正地将企业做大。让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既是对下属的一种尊重，也是从下属中挖掘有责任心的贵人的一种方法。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一生为人坦诚直率，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他也希望自己的员工同样能做到坦诚自信、绝不盲从他人，以此让自己的公司具有一种自由豁达的风气。在松下的大力提倡下，松下公司形成了自主自由敢于发表自我意见的传统。
松下公司的优秀传统是包括多方面的，首先是不唯命是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松下公司员工必须遵守依据公司经营理念制定的纪律要求，其虽然苛刻但却必要，因此丝毫也不能让步。但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判断力、提出意见，而不是采取消极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态度。松下说：“员工不应该因为上级命令了，或希望大家如何做，就盲目附和，唯命是从。”松下幸之助认为，下属或员工如果是这样做了，就会使公司的经营失去弹性。
松下幸之助允许员工当面发表不同意见与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有一位候补员工向松下发表过不满。那时的松下电器员工分一、二、三等和候补四级。这位候补员工迟迟未获升迁，就直截了当地对松下说：“我已经在公司服务很久，自认为对公司有了足够的贡献，早已具备了做三等员工的资格。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升级令。是不是我的努力还不够？如果真是如此，我倒愿意多接受一些指导。其实，恐怕是公司忘了我的升级了吧？”松下对此很重视，责成人事部门查处，还真办了升级手续。接着，除了立即发布升级令外，松下明确表示，非常赞赏这种坦白的请求。松下鼓励大家把不满表达出来，而不是闷在心里。如此就不会增加自己的内心痛苦，对公司也是很有好处的。
据说，有一个员工被批发商狠狠骂了一顿，说松下的电器质量不过关：“不如去开烤白薯店，别再制造电器了。”员工如实地向松下报告了。随后，松下亲自拜访了这位批发商，表示歉意。批发商因为一时的怒气而发了一通牢骚，不想引得社长亲自拜访，非常不好意思。自此以后，松下公司与这家批发商的关系密切多了。
松下允许下属员工越级提意见或指出纰漏。他认为那种逐级申诉的成规是不必遵行的，即使最普通的员工，也可以向最高级的部长、社长包括他本人反映问题，表明主张。由此，他提醒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干部，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应有欢迎的姿态和支持的行动。
不管是哪种自由宽松的举措，只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了员工和社会的福利都应该实行。松下认为，公司既然是大家的共同经营体，就应该由大家来共同经营，只有让下属毫不保留地发表意见，才能充分地赢得下属拥戴，获得事业的成功。
敢说真话的是真贵人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敢对你说真话的下属，便是你生命中的真正贵人，值得好好珍惜。
逆耳的语言是很难听的，但偏偏逆耳之言是治病良药，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因为能听进逆耳之言而成为一代名君的，他的谏臣魏征也因为敢于纳谏而名垂青史。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不久后，就提升他的大臣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贴；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何能把如此严峻的形势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