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从历史中走来。
因而，我喜欢读史，喜欢了解那些使社会发生变革的历史事件，喜欢研讨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喜欢分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喜欢追索由他们自身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而导演的种种悲喜剧。我觉得，人要塑造自我、改造自我、超越自我，不可不谙识当今的社会，也不可不懂得过去的历史。
1981 年初，我与两位作者合作长篇历史小说《第一个总统》（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是一部描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坎坷经历和不朽业绩的长篇处女作。尽管作品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我们毕竟尝到了写历史人物的滋味。我们在中国近代和现代那纷纭繁杂的史料中遨游，像淘金者似的寻觅、筛选有益于文学创作的金沙——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我们常常感动得不能自己，于是便将激情倾注入作品之中。这不独使我们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我们比一般的史家更加精通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大概是因为身为桂林人又长期工作在桂林的原因吧，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注意到了新桂系军阀的两个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本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的中国大地上，李、白二人，曾经是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重要的作用。姑不论他们的是非功过及人品德行，他们至少是有影响有特色的人物。于是，我在与人合作完《第一个总统》之后，便独自耕耘，用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先后写完了长篇历史小说《白崇禧传奇》（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这部《李宗仁与郭德洁》。
自然，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除了要广泛地搜集，认真地阅读、分析，恰当地选取材料而外，一个创作态度比较严谨的作家，还应当尽量有实际的生活感受。为此，我曾经利用一切方便，寻访前人的旧踪。在桂林，我多次出入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叠彩路李秀文女士寓所。上中学时，我就在郭德洁女士创办的德智中学旧址（时为桂林中学）念书，并数次到临桂两江李宗仁先生故居凭吊；在郭德洁女士的故乡桂平，我与县志办的同志研讨郭氏的生平，采访郭德洁少年时的同学、朋友；在广州，我寻觅百子路马棚岗遗址，参观梅花村陈济棠公馆（现为广东省妇联机关）；在南京，我在长江路原国民党总统府的大柱旁留连；在北京，我到中南海太液池泛舟……这使我对李宗仁先生与郭德洁女士当年的生活环境，有了进一步了解。去年七八月间，正当我开始动笔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李宗仁先生的儿子李幼邻先生自美国回桂林探望96 岁高龄的老母李秀文，我有幸与他作过数次长谈。幼邻先生的坦诚与开朗，使我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这一切，都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然而，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不是历史资料的集纳，也不是编年的人物传记。它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物化、性格化了的历史。这就需要作者的制作与加工。我想，这样制作加工过的人物，却更能活现在读者眼前，也更能留存在读者的记忆里。正如人们读过《水浒》却更能认识宋江，读过《三国演义》则愈加佩服诸葛孔明一样。
《李宗仁与郭德洁》和《白崇禧传奇》算不算得上姊妹篇，我自己也说不准。不过，它们的内容或多或少是有些关联的。只是《白崇禧传奇》侧重写北伐大革命之前的事，而《李宗仁与郭德洁》则侧重写后一时期的事。
待到我把《白崇禧传奇》的续篇写完，那么，这两部书恐怕就可以互为补充，堪称姊妹了。
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李一安同志。为了这部书，他两次专程到桂林来，不辞辛劳和我一道寻访李宗仁先生与郭德洁女士的旧踪，在这部书从动笔到脱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每月都要来信，除了催稿之外，还提出过不少合理建议。我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还得感谢李秀文女士及其侄媳谭明，郭德洁女士的侄媳高行清，郭德洁女士在桂平女子师范念书时的同座、挚友黎小娟，李宗仁先生任五战区司令长官及北平行辕主任时的秘书梁立言等热心者。他们不仅给我提供过可贵的资料，还提出过宝贵的意见。
当这部拙作奉献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又在读史了。长河漫漫，无尽无穷，警钟常鸣，步不可停！
苏理立一九八七、十一、二十于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