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文学鲁迅
1931年4月17日
——1931年就流氓与文学问题发表的演讲
这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是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的。鲁迅的这篇论述几乎无懈可击，令人叫绝。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邦，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
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整日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儿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儿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学习个性用自己
——在上海文化函授学院新年聚餐会上的演讲
田汉1947年1月
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今天想与各位谈三个问题。
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以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
不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
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大学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侮辱我国女性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干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况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十四岁能写二十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六岁的天才儿童。即便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以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怀的热情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一切无计划，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可更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实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
这不仅是“用自己”，不仅是替自己创造机会，而且是对社会与人民的最大的贡献。山东的义丐武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只要我们确实有为人类服务的精神，确实有“用自己”以创造机会的精神，即有自用之机会。
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创造歌》，大意谓：天天可是创造时，人人可是创造者，处处可是创造地，只要我们肯努力，不问顺利与困难，都可以创造自己，都可造福社会。只要有这样精神，即不致失败，不致自杀，盖可自用也。
归纳言之，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学习，发展个性，运用自己，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步，更应为争取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春天，希望我们的民族也能立刻有一个温暖的春天。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
巴金1984年5月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会上，巴金作了《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演讲。81岁的老作家，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年发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作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溶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能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
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量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纸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我们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