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善的初步迹象。全球经济衰退似乎失去力量。在美国，经济活动下跌步伐已经放缓。家庭节省更多，但消费者信心有所改善，消费已开始恢复。房屋价格的下降正在放缓，未售出房屋的库存已经大幅下降。商品和服务的订单有所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恶化速度已经放缓，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已开始有所下降。
金融体系已开始恢复。我们对美国主要银行的资本评估报告中所提供的澄清和披露信息，帮助提振信心，使需要资本的银行可以向私人投资者融资，借款时无须担保。证券市场，包括去年年底已基本停止运转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已经开始恢复。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成本已大幅度下降，因为利差和风险溢价已经缩小。
这些都是重要的稳定迹象，对我们将成功避免金融崩溃和全球性通货紧缩提供保证，但它们只是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的第一步。修复和调整的过程还需时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你们自己的明显挑战，但你们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强势地位。而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中，经济衰退仍然严峻而危险。美国与许多国家一样，企业和家庭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金融系统的损害程度导致了重大的风险，以至信贷供应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许多主要经济体对银行的限制将使他们很难完全补偿基本的证券化市场机制所遭受的损害，包括对信贷评级丧失信心。在经历了漫长的时期金融机构承担太多风险后，我们仍然面临的可能是，即使根本经济条件开始改善，银行和投资者可能只愿承担太少风险。
经过长期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下降和家庭借贷大幅度增长，美国的消费者支出，相对于经济复苏时期来说，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
这些都是必要的调整。他们将需要更长的、较慢的复苏过程，在各国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未来增长模式发挥作用。
在我们继续处理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还要在恢复一旦确定时，重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更加均衡奠定基础。
成功地过渡到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将需要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进行非常重大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将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进行。我们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成功程度，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命运至关重要。美国政策的成效将部分取决于中国的，反之亦然。
虽然美国和中国从不同的位置开始，但是我们许多国内改革的挑战是相似的。我们正在努力改革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提高教育质量，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并提高能源效率。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提高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挑战也是你们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双方都在对我们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在美国，我们的挑战是创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弹性的金融系统，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当我们努力加强和重新设计规范以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维护我们金融体系的核心优势，也就是在适应、创新以及使资本流向新技术和创新公司方面的特殊能力。你们可以从学习我们的被当前危机证明具有如此破坏性的缺陷和我们的优势中获益。
我们共同的挑战是要认识到一个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全球复苏将要求我们两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构成的变化。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非常不同的结果。
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正如你们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将要求一个非常重大的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
如果我们在各自的路径上成功，随着复苏增强，美国的公共和私人储蓄将上升，随之，我们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减少。在中国，由于消费比例的逐步转高，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以快于整体GDP的速度增长。
在全球，复苏将更多依靠高储蓄经济体转向更强的国内需求，而更少依靠美国消费者。为顺利过渡到这一结果的政策框架已经开始形成。在美国，我们正在建设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总统在给国会的初步预算中明确，一旦复苏牢固确立，我们将必须削减财政赤字到一个中期可持续的水平。这意味着将我们的财政资源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减少到这样一点——大约GDP的3%——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整体水平处于明确的下降路径。我们的复兴法案中提到的用于增强私人需求的暂时投资和税收优惠政策将到期，自由决定的支出将不得不回落到一个相对GDP更加适度的水平，并且我们将不得不非常有纪律地通过恢复预算纪律，如现收现付制度，来限制未来的承诺。
同时，作为我们长期财政健康的关键，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卫生保健改革，以降低卫生保健成本的增长，这些成本是我们长期财政赤字的主要动力。总统还建议了鼓励私人储蓄的步骤，包括通过自动注册退休储蓄账户。
除了这些财政行动，我们设计我们的政策以解决金融危机，从而谨慎地最小化纳税人的风险，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允许有序的退出或解除。在所有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的各种金融机构中，我们一直在谨慎地确定经济条款水平，以便当条件正常化、风险溢价消退时对这些机构的需求将会淡出。一旦条件允许，银行有强烈的动机用私人资本替换公共资本。
在中国，挑战有根本的不同，但至少一样复杂。成功实现转向国内需求推动未来增长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和减少因为防御原因和用于如教育的主要支出等使居民觉得需要大量储蓄的需求。这包括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卫生保健改革和更完善的公共退休系统，实施金融改革以帮助扩大居民的信用获得并提供产品帮助居民防范风险。
当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增加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结构将转变，更大的服务业，更强调轻工业，并减少强调重工业、资本密集出口和进口竞争产业。由此带来的增长将产生更多的就业，和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更少的能源密集。允许市场、利率和其他价格发挥作用以鼓励生产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政府承诺将继续向更灵活的汇率政策推进。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将帮助加强增长构成的转变，鼓励资源向支持国内需求转移，并提供货币政策更大的能力，以实现将来的持续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
我们正面对一些最重要的国内经济挑战，而这些问题将是我们经济合作议程的核心。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意愿一道努力，以加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框架。让我强调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我们承诺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帮助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架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同意出台一个更强的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标准框架。我们扩大和加强了金融稳定论坛，现在更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现在正与主要金融中心一起全面参与这个关键机构中的合作。我们将有机会一起帮助重新设计资本要求的国际标准，更好地监督全球市场，如衍生品，更好的工具来解决未来金融危机，以及更好的措施以减少监管套利的机会。
我们也承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要改革这些机构的治理，以使他们更多地代表世界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平衡转变，以增强他们预防未来危机的能力，并使他们具备更强的金融能力以应对未来的危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贷款协议的扩大和成员增加，我们承诺动员5000亿美元额外资金，用于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一个保险政策。
作为这个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美国将全面支持中国在旨在帮助塑造国际体系的主要合作协议中发挥作用，中国的作用应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相称。我相信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本身的效率，以及对世界经济都是必要的。
中国对全球经济已经太重要了，不能在国际谈判桌上没有一个用以帮助确定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有效功能关键性政策的完整席位。
第二，我们必须合作以确保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保持开放，并且继续扩大。当经济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全球经济增长变得更强也具有更广泛基础，使更多的人脱离贫困，并使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新兴市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和增加的自由投资在这个进程中起关键作用。
在工业化世界，在东亚，在1978年后的中国，当我们面对这次危机的严重压力，我们不应该背弃自由贸易和投资，为我们自己，也为那些还没有享受到增长和发展的果实的人们。美国、中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承诺不采取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将努力实现多哈发展议程的成功结论。
第三，我们共同面对的最紧要的长期挑战之一是气候变化。减少土地和森林退化、节约能源和使用清洁能源技术是重要的目标，补充了我们建立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努力和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中国和美国已经通过战略和经济对话在诸多领域紧密合作，例如，清洁运输，电力的清洁、有效生产，以及空气和水污染的减少。为了我们的国家和这个星球，我们必须继续这些努力。
在过去几年中，美中经济活动的频率、强度和重要性都成倍增加。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在四月份动议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是该进程的下一个阶段。我期盼并欢迎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和他们的同事到华盛顿参加对话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的交往应互相尊重中美的传统、价值和利益。我们将同心协力。我们应该理解我们都拥有很强的对彼此经济健康和成功的利益。
中国和美国，各自以及共同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如此重要，我们对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强健有直接的影响。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合作的方式都有合法权益，并且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义务确保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我们走到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我们也有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我将极力主张美国的利益，正如我希望我的对方代表中国的利益一样。中国已经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有能力极大地增加她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反过来，我们希望更多机会出口到中国和投资中国经济。
我希望中国成功和繁荣。中国的人口增长和中国需求的扩大为美国的公司和工人带来了大量的机会，正如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那样。离开美中合作，全球问题将得不到解决。这包括我们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从经济复苏和金融修复到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我期望和你们一起努力合作，并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