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在大伙的鼓励下，只好鼓足勇气，硬着头皮，走进教室，登上讲台。班长喊："起立，农民伯伯好！"一时吴会计吓得不知所措，头皮一下子变得通红，于是他心生一计，结结巴巴地说："让我们来个仪式。"顺手拿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右手高高举起，在头的右前方左右摆动，并呼喊："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仪式过后开始上课，内容是，学习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吴会计说："首先让我们来学习《为人民服务》"。他开始领着大家朗读，可能因为心情过于紧张，读得磕磕巴巴。读了一段，他又心生一计，请班长、学习委员带领同学轮流朗读，一遍尚未读完，下课的铃声响了，吴会计宣布下课。同学们争先恐后走出教室，在教室外面开始高声嚷嚷："让我们来个仪式--"。
吴会计步出教室，如释重负地走进会议室，坐在靠背椅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额头上还挂着几粒豆大的汗珠，他看见了学校的负责人，连连拱手合十地说："农民泥腿子哪能当老师？""不错，很好，顶呱呱！"负责人竖起大拇指表扬他。
"哪里是在办学，纯属误人子弟！"他不断摇头叹息，轻声说，"农民泥腿子可以当老师，那国家就不用办大学了！国家就要完蛋了，那洋鬼子又要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了。"吴会计的几句话把负责人说得哭笑不得，吴会计补充说："反正我不会再来了！"
管伙食的李老师见到吴会计，说："农民当老师登讲台，这是一种创新！"吴会计说："下次让别人来创新，反正我是不会来的。不仅我不会来，而且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也不会来。"
吴会计临走时，只听到学生们又在走廊上高喊："让我们来个仪式--让我也来个仪式--"。
除了请农民来上课，学校还按照最高指示，安排吃忆苦饭，并专门请了苦大仇深的农村老婆婆，来给学生上忆苦思甜课。因为，翻身不能忘本，必须提倡忆苦思甜。
为了配合吃忆苦饭，行桥粮站特意为各单位伙食团供应糙米，有的单位还专门组织员工去打野菜。有人编了顺口溜："糙米饭，野菜汤，不吃不喝饿得慌，吃着吃着有点香。吃了细思量，想一想，解放前，那苦难的岁月不能忘！不能忘！"
糙米饭，难看又难吃，但细嚼慢咽，还是有股香味。野菜和水煮，不放油，只放一点盐，放在碗里呈紫黑色，吃起来苦涩寡淡，难以下咽。
忆苦饭只吃了两餐就不吃了，同志们说，"过去的苦，我们都记住了，不会忘！"
忆苦思甜课，请来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婆婆，老婆婆能说会道，头脑也还比较清楚。负责人把她领进教室，登上讲台，随即找了把椅子，让老人坐下慢慢讲。
老人说话声音有些颤抖，她还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学生娃。她意味深长地对学生说："学生娃，好孩子们哪，过去苦今天甜，我想起了过去的苦，未曾开言泪涟涟。"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是娄坊邱家人，名叫水花，人家叫我水花婆婆，但我守妇道，一点也不水性杨花。过去解放前，我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我十八岁嫁给邻村一位朴实的农民，大狗，做妻子，结婚四年，生了两个儿子，为了养家糊口，我男人去给邱老财家当长工，我给他家做姨婆，整天挨骂受气，起五更睡半夜，我男人在田里干活，几乎是天天摸了黑才收工。"
"一次，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收工回来，他走在田间小路上，突然被毒蛇咬伤，回到家中，来不及医治，不到两个时辰，他就死了。天哪，我家没了男人，倒了顶梁柱，我怎么办？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我三番四次求邱老财给我男人施舍一副薄木棺材，黑心的邱老财，他爱理不理，还恶狠狠地说："他自己不注意，被毒蛇咬死，活该。"结果无法可想，只好弄块破席子草草把丈夫卷去埋葬了。"
"一天晚上，黑心的邱老财，指着我母子三人说："水花，你收拾收拾赶快走人，我供不起你们母子三人。不一会，狗地主的恶婆娘出来了，她凶神恶煞一般硬把我母子三人推出了门外。我背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手里提了几件破烂，哭哭啼啼，找到一处破庙存身，白天带了儿子沿门乞讨，遇上好心人会给一点饭吃。一天我路过一家地主门口，听说地主婆是吃斋念佛的，我满心以为她会发点慈悲，谁知道她不仅不给一点残菜剩饭，还嗾狗出来咬我们，幸好我手中有打狗棍，才不致于被咬坏。"
"当我走逃无路到了荣坊村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刘嫂，她见我年纪还轻，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守寡，带了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她可怜我，介绍我嫁给一个四十四岁的熊半仙道士，他无儿女，家中有一个瞎眼老母，他常请人照顾他的母亲。在刘嫂的撮合下，他同意接纳我为妻，这下总算有了个归宿。熊道士经常有人来请他驱邪、做道场，给亡灵超生，收入很不错。我一天到晚，忙里忙外，除了照顾儿子、熊道士，还要服伺瞎眼的婆婆。"
"一天，我六岁的大儿子，他偷着跑出去玩，一个人独自跑到村外的池塘边上捉蛤蟆，不慎掉入池塘淹死了，我又难过又后悔，不该让儿子一个人跑出去，此后我寸步不离地守候着我的小儿子。"
"几年之后，我小儿子也已经有八岁了，我央求道士让他去读私塾。一天，他偷了继父的怀表出去玩，七弄八弄他把怀表弄坏了，熊道士知道后，他找了根布带子，勒在我儿子的的脖子上，把他反背在背上，说是要活埋他。幸好遇上熊保长，把我儿子救了下来。前些年熊道士被抓了壮丁，就是熊保长设法把他救出来的，因此他对熊保长特别感激。熊保长确实是一个好人！我特别感谢熊保长。"
这时学校负责人轻声说，"邱婆婆，这个话不能说。"谁料邱婆婆正说得兴起，被人突然打断，越发地来了劲，她反驳校长，"好人就是好人，为什么不能说？！你不让说我就不说，反正也不是我要来这里。"结果，一场忆苦思甜的学习会，还没有来得及说到什么是"甜"，就匆匆地结束了。
后来，学校再也不从校外请人搞忆苦思甜活动了，但是，这样复课闹革命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有不少学生开始离校返家。有教师从侧面了解到，学生们认为学校这样闹革命，真是误人子弟，但学校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最高指示。
十一、邓文征
邓文征是临川邓坊人，但他是在南丰城关长大的。五十年代末，他从南城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南丰县城关镇完小任教，教了三年书，表现不好，主要是他对学生教育极不耐心，学生迟到要罚站，不交作业要罚跪，调皮捣蛋的话，要挨打。为此，家长们常常到学校来反映情况，校领导为此多次批评他，叫他不要随便体罚学生，同时也劝导他，"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要循循善诱地耐心教育学生。"他对此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次，他班上有个调皮学生张盛，他多次不肯交作业，这次他被任课教师逼急了，就抢来同桌李小全的作业本，把他的名字涂掉，改成自己的名字，弄得李哭哭啼啼。邓知道此事后，火冒三丈，右手抓住张盛的手，左手摸起一根扫帚柄，打在张盛的小腿上，一边打一边气愤地说："什么张盛，你是张败，张衰，你要把我气死！"打得他小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张盛最后挣脱了，一路哭着跑回家去告状。
当天下午，张的父亲带着儿子来找王校长。王校长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安慰了家长，叫他要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以后自己独立完成作业，不能去抢同学的作业来代替，但是邓老师打学生也是不对的，学校答应会对邓进行教育。
学校月终工作汇报时，校长将此事向上级反映，有个别教师教育学生不耐心，经常体罚学生，如邓文征老师，不仅体罚学生，而且打学生，把学生的小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学校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指出体罚学生、打学生，是严重的犯法行为，他视这些谈话为耳边风，因此，需要组织出面来加强教育。
不久教育局李干事来到学校，找邓文征谈话，邓不但不虚心认错悔改，反而还强词夺理，他说："像张盛这样的顽劣学生，不采取马卡连柯式⑥的教育，他是不会悔改的。"
"这样说来，你是不想改变教育方式了？那好吧，你回家去吧！"李干事淡淡地说。
邓文征刚走出校长室，就有两位公安局的同志在外面等着他，说要把他抓起来送往劳动教养。邓对此感到突然，结结巴巴地说："我认错，我悔改还不行吗？我今后再也不会体罚学生了--"，"邓文征，你现在这样说太迟了。"公安局的同志一边回答他一边把手铐给他戴上，就这样，邓被带走了。
劳教一年之后，邓被释放回家，教育局本来还想给他安排工作，但又怕他旧病复发，再去体罚学生，联想到他过去的坏名声，学校只好作罢。
邓文征心想，这怎么办呢，怎么活下去呢？他想到在劳教期间，曾结识了一位小五金师傅，学会了磨理发推子、剪刀、菜刀、铲子的技术。他想，回到老家邓坊，凭这点小技术，总可以混口饭吃。
1963年，邓文征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经人介绍，他娶了湖桥王家的一户贫农家的女子为妻，女子叫王雨莲，很会做家务，干农活种菜也很在行，小两口日子过得不错。到了1967年，雨莲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邓文征有了一个五口之家，但他家的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了邓坊村的其他村民，因他在外面跑单帮，常年去外县磨理发推子、剪刀、铲子，足迹跑遍了东乡、金溪、南城、南丰、黎川等县，一年纯收入超过了一千元，那时的一千元可说是巨款。他过不了三个月，就会向家中寄钱，一寄就是三四百元，养活老婆孩子一家四口，那时，县级干部的收入都比不上他。群众开始议论纷纷，说邓文征在外县磨剪刀，生意红火发了大财，他家的生活比谁家都好。
邓坊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杨海民，他看过电影《红灯记》，电影里有一个磨剪刀的师傅，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他由此产生了联想："邓文征一家五口，生活不错，他在外县磨剪刀，过不了几个月就往家中寄钱，一寄就是三四百，磨剪刀就那么好赚钱？他是不是暗藏的敌特分子？前些年在东馆上空击落的一架敌机，机上有三十多个敌特分子当场丧命，这说明蒋家王朝盘踞在台湾，就像屋檐下挂着的洋葱，根枯叶黄心不死，他时刻都在想着反攻大陆，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不要小看了一个邓文征。"
1967年底，邓文征回家过春节，他到家的第二天，公社革委会的杨副主任传话来请他去一趟。邓感到突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邓想：你们闹你们的革命，我磨我的剪刀，两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困惑不解。
邓文征吃过晚饭，换了件干净的衣服，然后对他老婆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杨海民叫民兵营长邓贤民传话给我，要我去公社有点事情，我去去就回来。"她老婆觉悟不底，心想："这年头，公社传话叫我老公出去，有如夜猫子进宅，绝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邓文征到了公社，他就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间里，革委会办公室王主任，叫邓坐下，他指着桌子上放好的纸和笔，对邓说："你老实坦白交代，你跟台湾特务机关，有过几次接触？领了他们多少津贴？你在外面披着磨剪刀师傅的外衣，经常给家中寄钱，大笔寄钱，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彻底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的话，死路一条！"
邓文征被王主任这么一连串的问话，给唬得目瞪口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他站起来四顾大声呼喊："天哪，天大的冤枉！我是本乡本土人，解放前我父亲躲壮丁搬到南丰去住，解放后，公社化后，我全家搬回老家邓坊。我当过小学老师，因体罚学生被劳教一年，我磨剪刀的技术就是在劳教时学会的，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外县调查，问问那些理发师傅，邓文征磨剪刀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坏事没有？"等到一气喊完之后，邓文征站在桌前，安静下来，开始唉声叹气地哀求："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
邓文征的老婆，听到老公被公社传讯，遭受不白之冤，她心急如焚，带了三个孩子多次跑到公社革委会和区里大联酬，向头头们鸣冤叫屈，她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忠厚老实，我老公也是贫农，他不是贫农我不会嫁给他，他没有做过坏事，这些年他在外地磨剪刀、菜刀，他技术好，生意好，人们都专门来找他，一天生意好的时候都可以赚三、四十块钱。"王雨莲逢人便说："丈夫是真正的磨剪刀师傅，绝对不是暗藏的敌特分子，也不像杨副主任所说的《红灯记》中借着磨剪刀打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工作，我老公没有那个本事，他只会磨剪刀，理发推子、菜刀、铲子。"
那时公社关起门来审讯邓文征，拷打他，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屎都打出来了，也不肯承认，只是天天在那里大叫："天大的冤枉，冤枉--"造反派怎么逼迫他，也毫无办法。不久，大队民兵营长，他也受人检举，说他是特务集团的外交部长，他和邓文征关在了一起，俩人经数次批斗后，毫无结果，公社革委会把他俩列为三查对象，同时他俩的材料报送到区大联酬，区里负责人批示："抓人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像杨副主任那样乱猜疑，乱联想，随便去抓人，那是会犯错误的。"
邓文征与民兵营长遭冤屈的事情，经过调查，确属子虚乌有，公社革委会及时释放了他们，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此后，邓文征仍操旧业，但他再也敢不大把大把地往家中寄钱了，家里人也不敢当着邻居们吃鱼吃肉了。
上面这个故事，是1969年，在"三查对象"学习班上，邓文征亲口对我讲的。
十二、贫宣队、工宣队
1968年夏，解放军6011部队强行进驻抚州时，在长山晏与抚州的造反派交了一次火，抚州的造反派没能顶住，之后便各自作鸟兽散了。
随后，6011部队派出一支文艺宣传小分队，来到行桥中学。公社为配合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特地向行桥中学派驻了贫宣队，即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贫宣队在行桥中学，维持了六、七年之久。
第一期贫宣队进驻，是在1968年秋天，大约九月初的样子。
贫宣队成员由行桥公社派遣，一行四人：队长是上凰溪村的罗精怪，副队长是乐府村的游先长，松岗的王矮子和徐独眼是他们的队员。罗精怪一到行桥中学，就宣布说，他是保皇派，是带着观点来的，他来行中就是为了专门对付造反派。因为贫宣队权力比学校造反派要大，算是学校的直接领导，这一回，造反派恐怕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驻校当晚，贫宣队召开保皇党会，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矛头直指造反派头头全必善、李伟雄等人。谁知就在那天晚上，十二点半，贫宣队队长罗精怪猝死，经医生检查，证实他死于心肌梗塞。学校对此保持沉默，补贴了他一副棺材了事。此后，上面没有再补派人，贫宣队队长就由游先长接任。游为人善良厚道，他说："我来学校不带任何观点，什么造反派保皇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彼此都是同志，你们来自四面八方，在行中共事几年不容易，为了今后学校开展工作，我建议上级部门把他们（冲突双方）逐个调离行中。"这一期的贫宣队对我印象不错，虽然我属于被监督劳动的"三查"对象，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踏实干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