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这一辈子，可以说，参军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它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对我后来的日常生活作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转业后，我继续保持了部队的严格作息习惯，从不睡懒觉，到了晚年，仍然坚持每天早起，而且，我利用时间的效率很高，绝不浪费时间，做到每一分钟都有所收获。比如：我现在每天读书、画画、睡觉、做家务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时刻表，稍有松懈，心里就感到不踏实。由此可见，部队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远。
八、老班长郅习水
我刚参军不久，在师后勤部直供科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会计，在那里，认识了老班长郅习水。他是1938年的老兵，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人，和刘胡兰是同乡。
郅班长年近四十，他为人厚道，一家人惨遭日本鬼子杀害，只有他参加了八路军才得以幸存下来。
老班长曾当过马夫、警卫员、炊事员。部队南下时，他五更起，半夜眠，烧水、做饭，日夜不得闲，他任劳任怨，两次荣立了三等功，被提升为炊事班长。
1949年年底，部队进驻赣州后，炊事班长随后勤管理科住在城西张家祠堂里。附近百姓，基本上是贫民。就在离祠堂不远处，有一位年轻的寡妇，大约二十四、五岁，带了一个五岁的小孩，那女子靠帮人家洗衣为生，她同时还养了两只小猪，因此，每天她都会来祠堂里倒淘米的泔水。日子久了，老班长对她母子产生了同情心，有时老班长会用废报纸，包上两个馒头悄悄塞到残菜叶里，趁没有人的时候，老班长就会跟她叙叙家常，两人关系从此日渐密切起来。
数月之后，此事被采购员王升上士发现了，他向上级汇报了此事，领导马上找郅习水谈话，要他注意纪律，特别是男女关系，这可不是好玩的。没想到郅习水对所有的事情都矢口加以否认，于是领导决定：关郅习水的禁闭，让他好好反省。
小寡妇叫王莲花，她每天都来倒泔水，从未有过间断。接连几天，她未见到老班长的身影，心里既纳闷又不安。她向同志们四处打听，她看见解放军同志就问，但谁也不告诉她实情，因此她越发坐立不安，最后她壮着胆子去找管理科长说明来意。那天，我们都看见她跪在科长面前哭诉："此时不能怪老班长，要坐牢要杀头，由王莲花承当--"
王莲花在后勤处闹了几天，给周围群众造成不良影响。看来此事不及时处理真有些不好办。为了严肃军纪，挽回不良影响，领导上很快对老班长作出了处理：开除郅习水的党籍军籍，清洗出革命队伍，并按有关规定发给他一定的补助费。
老班长向领导苦苦哀求也没有用，他只好收拾行装，扛着个大背包，哭丧着脸，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出生入死十二年的部队。临离开时，他向部队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在老班长刚要转身走时，王莲花很快就看见了老班长的身影，她跑步迎上前来，拖住老班长。两个人悲喜交加，痛哭了一场，然后王拉着老班长回家了。
听村民说，第二天，他俩就向政府打了申请，办好了结婚手续。不久，他俩在自家门口开设了一家小面馆，过往行人因为听说了老班长的故事，都会来光顾他的小面馆。
老班长和王莲花组成了一个小家庭，附近群众反映不一。有的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就是不同，解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能打败敌人。你看那国民党军乌七八糟，班长伙夫都可拐带女人，他们不完蛋才怪。"也有的说："解放军的纪律也太严明了一点，只是谈恋爱，又没有住在一起，就把一个老同志清洗出革命队伍！"
部队上的干部战士，私下里为郅班长感到惋惜的，外出的时候，会去照顾一下郅班长的小面馆。听他们讲，刚开始老班长觉得抬不起头来，但在王莲花的再三开导下，他渐渐变得乐观起来，小面馆的生意也慢慢红火起来了。
1950年春节过后，部队离开了江西，往后，再没有听到老班长的消息。
九、学文化
1951年底，解放军全军上下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这个学文化的热潮，来自于朝鲜战争的推动。
一天，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巡回报告团，来到我们部队作报告，他们介绍了跟美李集团作战的英勇战斗事迹。其中一位战斗英雄是重机枪手，战场上，他腿部受伤，仍然坚持战斗了三天三夜，接连打退敌人的十五次冲锋。还有一位神炮手，他的故事让人格外惋惜，他说起在一次战役中，志愿军某部缴获了敌人二十辆大卡车，但由于战士们不懂开车，同时又担心敌人来个反冲锋，把汽车夺走，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不得不开炮将这些汽车全部炸毁。那时候，汽车是极其宝贵的战略物资--他想要说明的是，对军队来说，不懂开汽车，没有文化的代价太大了。毛主席为此专门发表讲话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讲话之后，全军上下迅速开展起学文化的运动来。
当时我正在广东南雄县，以土改武工队员身份，派驻地方协助土改工作。我工作了不到三个月，部队来函通知，凡是有文化的人员，全部调回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立即被分配到军直山炮团一营三连任文化教员。
文化教员教战士学文化，没有系统教材，教员自定教学内容。那时全军正在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即汉语拼音识字法，我们就以此为基本教案。部队给文化班明确下达了任务，要求两个月内扫除文盲，一年达到初小毕业水平，两年达到高小毕业水平（相当于初中水平）。
在连队的文化班上，经过半年的文化学习，我们选拔出一些成绩好的学员，不分干部战士，一律送去军直速成中学，分别进入高小初中班级学习。不久部队进行整编，我被调到二十三团直属部队任文化教员。大约半年后，我又被调至五十五军速成中学任教。那时部队驻扎在雷州半岛湛江西营，西营是过去法国人的营房，建于1905年，钢筋水泥的结构，房屋高大、结实、凉爽，四面都有围廊，地面是水磨石的，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房屋一点破损的痕迹都没有，这说明那时水泥的质量不错。
我调入速成中学后，教学工作比较正规，上午是文化课，下午军事课，早上的急行军，所有成员都得参加，但教员不必参加军事课，以便集中精力备课、批改作业。
尽管教学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干部战士对待文化课都非常认真，上百号人坐在空旷的礼堂里，没有课桌、椅子，他们就用背包当椅子，用一块木板架在膝盖上当桌子，课余或休息时间，他们就用小木棍在地上写字或演算加减乘除等数字题。有的干部战士进步很快，已经会写简单的记叙文以及演算简单的数学应用题了，但也有进步慢的，这边教了，不一会儿他就忘了，还有的同志说："学文化比打仗还难！"这也不能怪战士们，因为他们是坐着听讲读写，一个个腰酸背痛，头脑发胀，十分难受，学习效果不够理想。后来速成中学添置了桌椅，有了固定的教室，办学条件日趋完善正规，再也没有人好意思叫苦了。
1953年我在军直炮兵教导团速成中学任文教时，担任初中语文两个班的教学，工作量较大，每星期有十四节课，作文每周一至两篇，要求全批全改，每堂作文课，还要专门挑选出一篇好的范文进行讲评。因为教学工作比较繁重，团文教处主任庞学勤，特地为我派了一位女教员胡宜华/胡淑芳做助手，协助我批改作文。胡教员当我的助手，前前后后，只待了一个学期，半年时间。
胡教员是江西分宜人，我们是老俵老乡。老乡见老乡，说来话又长--胡宜华/胡淑芳教员，家庭成分地主，1949年5月家乡解放时，她初中刚毕业，7月时她一个人悄悄跑去南昌望城岗，报考了军政大学。1950年6月，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十八军后勤处运输连当文化教员，1952年5月部队整编后，分配到五十五军炮团文教处任文化教员。胡教员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她是从学校里偷跑出来参军的，如果不跑出来的话，那恐怕就要嫁给农民的儿子当老婆了。
胡教员学生出身，比我大三岁，话不多，为人温和热情。由于工作关系，我下课之后便与她回办公室，共同批改学员的作业。工作之余，闲来无事，日子长了，彼此有些好感。有几次，趁无人的时候，她帮我洗衣服，当时我感到不妥，生怕被别人发现。瓜田李下，大家还是审慎为宜。
后来我叫她胡大姐，她就想起花鼓戏《刘海砍樵》里的情景，笑得很开心，她也就叫我汪小弟。有时两人目光对视，含情脉脉。学期快结束时，我明确向她表白，我们是同志加老乡，但不等于老婆，一时说得她脸红到耳根，低着头悄悄地走了。
说实话那时我不懂感情，根本也不想找对象，同时她大我三岁，也不合适，所以我明确向胡教员表白，免得她有此想法。
学期结束，单位人员变动，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胡教员。
1954年4、5月间，我回想起自己在部队已多年，长期紧张工作，身心比较疲惫，加上很久没有收到家信，心里难免时时牵挂老母亲，再看到每年都有一部分干部战士转业复员时，我因此也有了转业复员的想法①。结果，教研组长认为我不安心工作，他将我的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团政委为此专门找我谈话，目的是希望我安下心来工作。团政委开导我说，"要是有机会转业，组织上会考虑，你是学农的，组织上可以介绍你去华南垦殖局橡胶园工作。"华南垦殖局橡胶园在雷州半岛，是由东欧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投资兴办的。
我当时主意已定，决定回家，就客气地回绝了政委的好意，我说："谢谢政委的关照，我想回家照顾老母亲的晚年生活。"
1954年10月间，部队宣布一批转业人员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突然之间，竟有一些依依不舍，茫然若失，但我转念一想，部队要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文化教员转业是早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好患得患失的。
接下来，我很快就办妥相关的转业手续。最后，去海康文教处补办教学工作鉴定，以证明我在部队速成中学教过两年初中语文，教学工作不错，成绩在教员中比较突出--办理这个证明，是为了将来我下地方时好安排就业。
办理鉴定时，我遇到了一些熟人，他们对我的转业感到很突然，以为我肯定是犯了错误，不得已才走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一个个脸上流露出冷淡回避的神情。我没有作任何解释。时隔三个月，部队文化教员开始大批转业，那些曾冷眼看我的人，也不得不一个个打起行装，转业回家了。此事是我的战友卢子祥②后来来信告诉我的，他信中说："我们一个组的文化教员，全部转业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其实，说意外也并不意外，到1955年的时候，部队的文化学习高潮基本过去，部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文化教员了。同时，国家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在渐渐发生变化，知识分子慢慢开始被边缘化，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环境。
十、桂花桥畔
1952年4月，一四四师进驻桂林市内。
我所在的军直山炮营驻扎住在花桥一带，此桥造型优美，是一座古老的风雨石拱桥，桥上有廊屋，可以遮风避雨。桥两旁是一片桂花树林，大约有数千株，桂林由此得名。桥畔有一条古老的街道，是桂林城有名的花柳巷。
山炮营就驻守在这条街上，等待改编。
1949年4、5月间，国民党将军陈明仁在湖南省委主席程潜的劝导下，宣布起义，随后他的部队被收编到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下。1951年，政府将他们部队中的那些老兵油子号召去湖北荆江修建分洪工程，还有一些派去修建成渝铁路。1952年，留下的那一部分，改编到二十三兵团里。接着，二十三兵团又与四十八军一起，组建为五十五军。改编之后，陈明仁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兼五十五军军长职务（上将军衔）。
陈明仁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1948年陈明仁部队与林彪的部队在东北四平街的拉锯战打了四十天，较量不相上下。1949年陈起义之后，为了挽回他在湖南的不良影响，地方政府专门在湖南长沙、衡阳安排了毛泽东与陈明仁合影的照片展览。据说陈明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是他的介绍人。
当时，陈明仁部队的士兵，个个都佩戴有三角形胸章，上写"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仿宋字样，我看了觉得很奇怪。这些士兵军风军纪不好，常常闹出一些是非，在街上买东西有时不肯给钱，还说什么"军队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还要给什么钱，这岂不是太见外--"之类的闲话。
因为整编，我们在桂林呆了有将近半年时间，平时大家照常学习与训练，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改编结束，部队安排一个星期休息，等待调动。趁此难得的空闲机会，数十名战友邀约集合在一起，好好把桂林游览了一番，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
我们一个排，三四十人，共同筹集了八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天八十元钱），请了两个导游，安排游览七星岩里面的岩洞。据导游介绍，抗战期间，桂林陷落，整个桂林城被日寇摧残得惨不忍睹，桂林市民为了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纷纷躲进七星岩里面，后来日本鬼子施放毒气弹，仅在七星岩的岩洞里，一下就死了两万人。
七星岩岩洞很大，里面空气湿润、清凉，漆黑一团。导游将竹筒内灌好油，然后塞入草纸，点着当火把。队伍前后各一支火把，整个排都照亮了。岩洞弯弯曲曲，洞壁、洞顶上布满了钟乳石，奇形怪状，导游给它们安上了各种怪异的名字，什么"八路神仙聚会"、"姜太公钓鱼"、"严子陵钓台"、"龙宫"、"南海观音"等等。
岩洞里面有座小石桥，石桥下又有一个岩洞，岩洞深不可测。据说曾有人测试过，从洞中放进两只做有标记的水鸭，几天之后，一只水鸭在广西梧州河边游了出来，另一只水鸭出现在湖南衡阳的湘江边，此事不知是真是假。导游提示我们要注意看脚下，那时石桥还没有安装护栏，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掉入洞中。
我们随导游在洞中慢慢走着，幽深的溶洞把我们带到了漓江的河床底下，抬起头，有时可以听到行船撑篙的铁石碰撞声，真是神奇得很。我真担心，万一哪一天洞顶像蛋壳一样被篙子拄破了，那整个漓江是不是就会漏成一条地下暗河呢？
怀着这样的担心，在洞中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直到从另一个山洞中出来时，看见太阳高照，心里才算踏实下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想起桂林，就想起漓江，那船篙碰击河床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
附：
桂林花街白天冷冷清清，晚上人来人往，较为热闹。街面青石铺地，两旁是陈旧低矮的平房。每户里面都有一排整齐的小单间，里面一床一桌，两个小几凳，房间墙壁上张贴有美女画。每晚，都有嫖客前来买春，行人路过，不时可以听到萎靡不振的淫曲和浪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