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善于剖析生活的断面，在构思上给人以精巧而不单薄的艺术感受。
罗淑在创作中，注意了截取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片断，集中在生活片断中来写人物的命运，反映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表现时代的本质特征。如《橘子》一文，围绕着阿全叔被迫低价卖橘、连小孙子想吃橘子也终不可得的生活断片展开了故事。在对这一生活断面的剖析中，揭示了橘农遭受残酷剥削的社会现实，抒写了橘农的希望、痛苦和心酸。同时，通过菜园外小山坡上几个拣柴妇女的对话，巧妙地交待了阿全叔家贱价卖橘的原因，反映了农民入不敷出、借贷负债的苦况，透露出了农村经济衰败的信息。篇幅虽短，却包蕴了较大的思想容量。《刘嫂》一文，虽只集中描述了"我"和刘嫂分别八年后重逢的情景，但却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叙写了刘嫂不幸的身世和命运，充分表现了刘嫂淳朴善良、坚韧倔强的美好品格。与此同时，也写出了可怕的人事在"我"和刘嫂之间造成的距离，留给读者以深沉的思索。其他作品如《生人妻》《阿牛》《贼》等篇也是这样，向读者展示出精彩的生活断片，努力用最经济的笔墨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结构上又浑然一体，显示了作家精于构思的艺术功力。
其二，用生动、真实、具体的细节描绘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罗淑的作品中，注重了把细节化为人物性格的血肉。通过成功的细节描写，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厚度和力度。如《生人妻》描写农民夫妇分手时，当丈夫颤着大手把赎回的银簪交给妻子时，妻子的微颤的声音是悲和喜的交集，她伸手去接银簪，"但马上她的手又落下去了，同时两颗蕴蓄已久、却被由不理解而来的恨抑住了的泪珠也滚了下来，她连连摇头哽咽地说："我不要！--你留着有用处，我，--我不要呵！……""接着，作品描写妻子牵起衣角揩干眼泪，看着静穆得像尊塑像似的丈夫说："我走！"丈夫点点头，不作声。而妻子"踉跄着走不到多远，似乎记起一件大事，回过头，提高嗓子，急急的遥遥喊道："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这段充满生活实感的细节描写，结合人物的动作和心理状态，把丈夫出卖妻子的无奈和妻子对丈夫的谅解、体贴和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淳朴、善良的品性。再如《刘嫂》中，描写女佣刘嫂在被主人开销的那一天，给"我"买了许多鲜菱角与甜藕，当听到"气势汹汹"的斥责，得知自己将被女主人--"我"的母亲辞退时，"刘嫂什么也不说，她只催我吃藕。"这一简单的情节，既表现了刘嫂对做女佣的生活有清醒的认识，又生动地显示出刘嫂善良宽厚的性格，在离别前，她要把爱留给孩子--这是一个慈母般的心灵。
其三，结合人物行动进行心理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
如在短篇《橘子》中，描写阿全叔被迫贱卖出橘子后，牵着孙儿丁丁进了菜园，先是通过阿全叔的神情和内心活动，生动地表现了这位饱受忧患的老农的委曲和对孙子的怜爱杂糅的复杂心情。接着描写阿全叔为满足孙子小小的愿望，"只两步，就走到一棵大桔树跟前，他用力攀下一根大枝头，刚要动手去摘，就听见张贩子的声音，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一松，枝头又弹回原处去了。因为互相碰击的结果，两颗橘子被弹了下来，"骨碌碌地滚到菜畦里去了。"小孙子欢笑着去土里追赶，见此情景，"张贩子拿着高凳走过来，望着阿全叔微笑。"阿全叔受不了这眼前的嘲弄，他"登时觉得浑身都发了热，脸上尤其火辣辣的。他背转身，低下头，坐在土塍上，一言不发。但他的心却象要炸裂了！他想大声地把拥塞在里面的东西吼出来："什么！你以为我在偷你的橘子？那是我的！顶多我拿过你六元钱，退你，把钱退你！我的东西！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些话始终只他一个人听见。陡的，阿全叔站起身，冲到捧了两颗橘子在嘻笑的丁丁面前颤声地说：放下！不许要！放下！"这里，通过一系列简洁的动作描写，把笔锋深入到人物心灵深处，生动地写出了阿全叔的倔强和愤懑，把困于经济地位而反抗无力的老农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
其四，把景物描写同人物活动交织在一起，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罗淑的作品中不乏景物描写。而这些景物描写，在作品中并非孤立、游移的部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们不仅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活动，融入了作家自己的主观情意，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生人妻》一文的开头：
靠近沱江上游的西岸，重迭的山峰围绕着一个盆形的山坳，只要不是落雨天，从早就有人和牲畜从那些小屋里钻出来，在山上山下活动着，但他们的形影往往容易被过多的林木遮掩住，使人会疑心到这是一个无人的境地，到晚上，一片轻淡的，山里常有的薄雾笼罩着隐藏在幽暗的树林里的几点灯火，残萤似的，加增了凄寂的浓度。
这段景物描绘，既介绍了作品中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又渲染出凄凉、压抑的生活气氛，衬映着作品中农民夫妇不幸的命运，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再如在《地上的一角》里，当二爷被无理毒打关押、事后取保释放出来，却被罚款四十元，盐款充公时，作品这样写道：
冬夜的乡村在晚饭后已经很静了，静得象一座古坟。各种各类的门掩尽人类的声音。北风和秃落了叶的树枝作生死对头！它越是凶猛，它们越挣扎，终夜在黑暗里搏斗，终夜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里的自然景物描写，不仅为下文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客观的自然物质环境，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为作品中以长发为首的穷苦人的自发反抗作了暗示。作者融情入景，用自然景物的人格化，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1941年3月，巴金先生在编辑罗淑的作品时写道："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不会灭亡。"是的，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罗淑的作品还经得住咏读咀嚼，仍以其现实主义的灼灼光华吸引着读者罗淑--这位独具特色的乡土女作家，自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985年
张爱玲《传奇》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女作家，历史给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40年代初，张爱玲奇迹般地出现在上海孤岛沦落后的文坛，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使她在创作上很快登上了灿烂的高峰，成为沦陷区上海最走红的女作家。50年代后，张爱玲的名字及其作品在大陆上销声匿迹。而时隔不久，她虽深居简出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在台湾文学界闻名遐迩。张爱玲的小说，成了台湾许多作家创作的楷模，以至于文学史家把张爱玲载入了台湾小说发展史。80年代后，张爱玲的作品重新与大陆读者见面，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
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代表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在《传奇》里，年青的张爱玲却以沧桑味十足的口吻，向人们讲述着平凡人生中的一个个"传奇"故事。撩开"传奇"这层薄薄的纱雾，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于人生深刻而独特的感悟和理解以及与之俱来的美学追求，会感受到弥漫于作品中的苍凉的情感基调和渗透于其中的浓郁的悲剧意识。
一
《传奇》的悲剧意识，首先表现在它对生命价值的观照和探求上。在《传奇》的初版扉页上作者有这样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显然，张爱玲是把普通人和传奇联系在一起，她要从传奇的故事里写出平凡的人生，从普通人身上开掘出浓重的人生况味来。《传奇》里的16个短篇，以婚姻家庭为主要支架，把现实的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从中显示出作者的悲剧生命意识和冷峻的价值判断。
《传奇》里的人物，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和二次大战前的香港。在这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在这最古旧的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奇异结合的怪诞社会中，滋长着畸形的人生，扭曲着个体生命的形式。用张爱玲的话说，《传奇》里的人作为"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渐渐丧失了寻求自我的独立价值的愿望。他们的生命没有辉煌、没有飞扬也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坠落和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的是上海女学生葛薇龙一步步走向沉沦的生命悲剧。葛薇龙为能留在香港读完中学，迫于经济而去投靠她的姑妈--香港富孀梁太太。葛薇龙以为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不怕梁太太不以礼相待，尽可以靠其资助完成自己的学业。于是，她怀着这不算过分的期望，"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而等待她的，却是"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生活腐化放荡的梁太太，利用葛薇龙的年青美貌和缺少社会经验，言传身教，把葛薇龙一步步引入了堕落的深渊。在梁太太"随时的指拨帮衬"下，葛薇龙终于完全丧掉了自信心和对生活的幻想，从不愿堕落到自甘堕落，而沦为洋场尤物。她"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葛薇龙沦于被利用、玩弄的境地，尽管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如同妓女一样，但她已深深地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而无力自拔。她不敢设想自己的未来，"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唯一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小说，而充溢其中的，仍然是人生悲凉的情调。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小姐白流苏，经历了香港之战炮火的洗礼，和洋味十足的华侨子弟范柳原结成了夫妻，成了白公馆中人人羡慕的对象。然而，这桩姻缘表明的仍不是人生的美满。在吃力地取悦于范柳原，一步步自贬身价地投入范柳原的怀抱之时，出身望族的白流苏却不能不丢掉自身的孤傲和东方女性的矜持，"她失败了"。最终成全她的，并非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是一场毁灭性的陷城战火，是不可知的命运对人的主宰！虽然成为范柳原的名正言顺的妻是值得庆幸的，"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这一桩看似可靠的婚姻，却让她体味到了更广大的人生的真实："……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如果说，葛薇龙、白流苏等人的生活经历有着较浓厚的传奇色彩，那么，我们看到，《传奇》在表现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物的生命悲剧的同时，还注重描绘了生活轨道正常运行中的常态，表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正是从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的开掘中，张爱玲描摹着"生命的图案"，揭示了现实人生的苍凉和惨伤。《桂花蒸阿小悲秋》展示了从乡间到上海谋生的女佣人一天的生活。贫穷瘦弱的丁阿小，最简单的姓，最平凡的名，她给外国人哥儿达帮佣，每天从早辛苦到晚，没有生命的享受，只有生命的重负。她伺候的洋主人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而她自己却不能如期同难得见面的丈夫相聚一晚。从丁阿小普通一日的平常生活中，让人深深体味到了人生的无奈和酸楚。作品《等》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描绘的是推拿医生庞松龄的诊所里候诊的一幕情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各式各样的太太、姨太太，她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怨苦和磨难，各自沉浸在生活的悲剧气氛中。而在人们毫无意义的抱怨、慨叹声中，"生命自顾自地过去了"。作品虽只展现了现实人生的一个片断，其中却仍然渗透了浓重的悲剧感。从人物对生命的无知、无奈和无味"消磨"中，令读者从生活常态中领悟到了普通人生命的凄怆和悲凉。
爱情、婚姻与人生缔结了不解之缘，也是张爱玲观照生命价值的主要方面。《传奇》里的故事，没有离开过爱情与婚姻。而《传奇》里的爱情，没有卿卿我我的浪漫色调，看不到生命对爱与美的执著追求，即使有短暂的男女间的相悦相恋，也是稍纵即逝，没有完满的结局。如《封锁》中，中年男子、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的英文女助教吴翠远在电车上相遇。"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种暂时的切断与封闭，使得遭遇不幸婚姻的吕宗桢和年青未婚的吴翠远有机会互诉衷肠，"他们恋爱着了"。然而，随着封锁解除，吕宗桢很快消失了热情，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吴翠远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传奇》里人物的婚姻，是与爱情分离的不幸的婚姻。在婚姻关系中，个体生命自身的愿望微不足道，爱情已让位于金钱利害上的权衡，两性关系浸透了难言的苦涩之情。《留情》中年迈花甲的米晶尧先生送走了自己那些年轻、痛苦、仓皇的岁月，这些年来很少同他太太在一起，为使自己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现在与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寡妇淳于敦凤结了婚，而婚后的生活仍然不能感到快乐。如花似玉的敦凤嫁给米先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全为了生活"，"而且对于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只能在苟合的夫妻关系中，各自戴着面具生活在阴冷的空气里。《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带着哀怨嫁到了聂家，只能是"清醒的牺牲"，她至死也没爱过聂介臣。《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虽和佟振宝是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但她婚后只能做佟振保意识上的妻子，永远只能是婚姻的附庸……正是从现实的、具体的爱情、婚姻中，张爱玲揭示了金钱物欲对于生命的严重扭曲，表现了人的生命活力被窒息、被异化的悲剧。
二
《传奇》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究上。在张爱玲看来，悲剧的因素不仅根植于"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也根植于人性之中。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对人性的研究中，有所谓"性三品"说，即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认为至善的"上智"者和至恶的"下愚者"都是极少数，而众多的都属于介乎其间的"中人"。《传奇》里的人物，大多便是这样有善有恶的"中人"，即张爱玲所谓的"软弱的凡人"。张爱玲所着力表现的，又并非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品质，并非人性中的善和美，而是人性中的弱点和丑恶，是特定环境中新旧文化撞击下人性的变异和沦落以及由之带来的悲剧性情状及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