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甲午战争前，在中国译书事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而是来华传教士。19世纪，中国有九大翻译机构，它们是：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州博济医院、天津水师学堂和广学会。除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水师学堂外，其余均为教会机构，而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工作，实际上也是由西方传教士主持的。这其中，对晚清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Wlliam A.P.Martin，韪音wei）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接着又人阿尔巴尔神学院攻读神学。1850年4月，他偕妻抵达香港，然后又转赴宁波，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1854年，他用中文写的宗教读物《天道溯源》出版，这本书流传很广，曾多次重版，还被译成了日文和朝鲜文。1858年，作为译员，丁韪良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原称《中美和好条约》）的订立工作，其中关于保护基督教民的条款，是他和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积极活动的结果。1862年后，丁韪良先后在上海、北京、开封等地办学、传教，1865年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四年后，总理衙门又聘请他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总教习位置上，丁韪良连续工作了25年。1894年，他曾因健康原因回国，三年后再度来华，1898年被聘为刚刚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2年解聘。1916年12月17H，丁韪良病逝于北京。
在洋务派主持的翻译事业中，丁韪良被认为是贡献最大的一个。由他翻译和鉴定的有关自然科学、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和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达几十种，其中，有关国际法的著作就有：
1.《万国公法》：丁韪良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惠顾的《国际法原理》翻译而成。由京都崇实馆于1864年印行，为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西学著作。
2.《公法便览》：由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等根据美国人吴尔玺的《国际法研究导论》译出，丁韪良鉴定。1877年由同文馆印行。
3.《公法会通》：据法文版著作《国际法汇编》译出，丁韪良主译，他人助译。1880年由同文馆印书局出版，共10卷。
4.《星轺指掌》（轺：yao，星轺：古代称皇帝的使者为“星使”，因称使者所乘的车子为“星轺”）：原书为瑞士学者马尔顿撰写的《外交指南》。他人译出，丁韪良鉴定。1877年出版。王韬为该书作序。
5.《陆地战役选》：丁韪良译自国际法学会所编《陆战法手册》。1897年出版。
6.《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原为丁韪良的英文著作，由汪凤藻译成中文。1884年由同文馆印书局出版，1897年再版。
7.《公法千章》：译自赫尔的著作《国际法论文》。1902年由上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李鸿章为此书作序。
8.《公法新编》：由丁韪良等据惠顿新版的《国际法原理》译出。1899年由同文馆印书局出版。共5卷。
9.《邦交提要》：该书为丁韪良应张之洞之请在湖北侍学院讲授国际法的笔记。1904年由上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丁韪良等人的努力下，国际法成为继西方兵工技术和格致诸学之后广为传播的一门学科，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除了译书，丁韪良还应中国总理衙门之请，在游历了西方六国（美、法、德、瑞士、英、意）和日本之后，撰写了一本介绍西学的综合性著作《西学考略》。《西学考略》共两卷，卷上为“纪游”——“随路程而略述见闻”；卷下为“择体要而推论学术”，介绍西方的教育制度和西学的源流。丁韪良说，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改革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人，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西学考略》的内容极为广泛，对西方各国的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科技均有介绍，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对近人了解西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林乐知：旁观者清
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译书、著书、兴学、办报，在华活动达47年之久，不能不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青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时就加入了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1858年毕业于佐治亚州的一所大学，1859年底奉派来华，并于次年7月抵达上海。1864年3月，经人介绍，林乐知被聘为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这是他在中国第一次从事教育活动。1868年，他创办《教会新报》。1870年初，广方言馆移人江南制造局内，与翻译馆同处一楼。1871年，他又被聘为翻译馆译员，此后十年，他身兼教习、译员、编辑、传教士四职，上午教书，下午译书，晚上办报，礼拜日说教。
1881年，林乐知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职务，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中西书院的宗旨是中学与西学并重。林乐知认为，中国此前的学校，不是偏重中学（如普通书院），就是偏重西学（如一些教会学校），这两者都不适应中国文明进步的需要。中西书院的西学课程，是林乐知亲自制定的；其中学课程，则由他的助手沈毓桂负责制定。与一般教会学校不同的是：学校所设课程中没有必修的宗教课。礼拜日有讲经课，学生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学校更不强迫学生当教徒。这种比较自由、宽松的气氛，对那些既想学西学、又不愿当教徒的买办、富商来说，当然就有较强的吸引力。
1912年，中西书院迁往苏州，并人东吴大学，上海昆山路原址后来成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中西书院历时30年，培养了不少人才，受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器重，至1894年，他已调用该校毕业的学生200多人，让他们到电报局、武备学堂等机构中工作。
1876年，林乐知出版了他的《中西关系略论》，首次就中国外交、内政问题系统发表意见。全书分四卷，卷一是全书的中心，首先节录一些大臣有关变通陈法、兴办洋务、破格选拔人才、妥善处理中外关系、向外国派遣使臣领事等问题的奏稿，然后是他本人的议论。卷二首论天道之学即基督教传教问题；末论鸦片之害。卷三论回教及西域问题。卷四为附录，有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等。
林氏在自己书中所说的一些意见，虽然片面性很大，但他对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却是击中要害，而且相当尖锐。他批评的三个方面是：迷信、鸦片、科举。他批评迷信，在总体上拿科学与迷信相对比，认为科学兴则迷信灭，科学衰则迷信盛；关于鸦片，他不但一般地说明了鸦片对人体健康、对国家经济、对社会风气的破坏作用，而且还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阐释；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林乐知认为它最大的弊端是一个“空”字，无病呻吟，不切实际，结果导致国家贫弱不强。
林氏书中的许多具体结论，不一定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但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无疑具有警觉作用。林乐知对迷信的驳斥，对科举的抨击，是后来中国启蒙思想家常说的话题。1892年，《中西关系略论》经林氏自己修订增补，曾由格致书室重印发行。
在林乐知所译编的书籍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是《中东战纪本末》。此书由蔡尔康笔述，于1896年4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16卷。
《中东战纪本末》是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资料、评论汇编。中东，即指中国与日本。该书有两方面内容使读者震撼，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林乐知的批评与建议题为《治安新策》，从八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存在的积习，直言不讳，措辞激烈。他认为，八大弊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骄傲必人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qienuo，胆小怕事），怯懦必工于欺诳（kuang，欺骗），暴虐（bao nue，残暴狠毒）则忘仁爱，贪私必昧于公廉，因循则难于振作，游堕又怎能忠敬！
林乐知在序言中表明了他译编《中东战纪本末》的意图，那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变法。《中东战纪本末》问世以后，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于急切需要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对于正在酝酿变法维新的中国社会，该书无异于雪中送炭。该书初版2000部很快就销售一空，因此广学会（传教士所办出版机构。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4年易名广学会）决定立即再版，再版数量比初版还多。《中东战纪本末》还曾受到李鸿章的好评，得到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nai）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