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初，也就是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漫游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国且出版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之后不久，德国的一个名叫阿尔诺德（Bruder Amold）的天主教神甫来到元大都布道，成了到目前为止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德国人。
实际上，直到10多年后的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才第一次被译成中古高地德语在德国出版，取书名为《高贵的骑士和旅行家马可·波罗》，开始使“中国”为更多的德国人所知。16世纪末叶，欧洲各国又出版了一本以西班牙耶稣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具体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有关中国的著作（1589年出版德文版，书名为《对强大的、至今仍不为人所熟悉的中华帝国的新鲜简明、确切真实的描述》），书中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风习和文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大多知识渊博且精通汉语，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欧洲介绍当时的中国。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一些原因，传教士们对当时中国的介绍，明显地带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君主英明、智慧，国家昌盛、繁荣，社会安定、祥和，人民理智、幸福。正是这种理想化的介绍，使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格外关注起来，从而生发了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
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中德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很少很少。中国文化影响到德国，其媒介主要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据史书记载，13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人已经掌握了造纸术并在自己国内创办了第一家造纸厂。从此以后，意大利造纸业迅速发展，14世纪时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纸张使用的主要供应国。14世纪末叶，随着雕版印刷的传人，欧洲诸国，特别是德国对纸的需求量急剧增大。1391年，在德国东南部的商业文化名城纽伦堡，伴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建起了一家造纸厂。到了15世纪，德国的造纸业已经相当发达，造纸之法于是便以德国为中心向东西传递。15世纪末，波兰有了造纸厂，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开始自己造纸。
雕版印刷是13世纪伴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以波斯为中介传人欧洲的。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雕版印刷开始时主要是用来印制纸牌；纸牌游戏的风行，又促进了造纸和印刷业的发展。除纸牌外，人们也用雕版印制宗教图像，到后来才开始印制图书。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欧洲雕版印刷最早的基地。15世纪中叶，德国还首先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了第一部拉丁文版《圣经》。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使得当时文化极为落后的欧洲逐渐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从而使文化从教堂走向了民间。
（第一节）汤若望与中国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耶稣会士东来，叩开了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他们来华的目的，固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也带来了超出了宗教范围之外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有学者认为，对于欧洲来说，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者当属利玛窦，但第一个能够接近中国皇帝且以中国朝廷大员的特殊身份传播西学的，却是德国耶稣会上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Schall vonBell），“汤若望”是他后来抵达中国后另取的汉名。1592年，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早年，汤若望在家乡读小学、中学。1605年5月，随着中学学业的结束，他少年时代的生活也便结束了。同年6月，汤若望离开家乡科隆前往意大利，入罗马城的日耳曼学院就读。日耳曼学院是欧洲一所颇有名气的学府，其教育目标，就在于培养既忠于教会，学业上又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期望他们日后成长为有用的神职人员。学习期间，汤若望正式参加了耶稣会，坚定了自己的终身信仰。
公元1616年新年伊始，汤若望向耶稣会总会长正式递交了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使罗马的年轻神职人员心驰神往，许多人都愿继承利氏的事业，去奉献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与才智。这当然也是汤若望提出申请的初衷。1616年底，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1618年4月16日，是汤若望告别欧洲的日子。在金尼阁神甫的带领下，汤若望与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国的20余名耶稣会士乘船东来。经过艰辛的远航，金尼阁一行终于在同年10月抵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逗留了几个月之后，1619年5月，赴中国的传教士们重新登程。金尼阁与邓玉函同乘一船，汤若望与齐惟才（Wenzeslaus Pantaleon Kir—witzer）搭乘另一条船，先后向中国南海方向进发。两个月后分别在澳门登陆。
汤若望抵达中国之时，正是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之际。从抵华到明朝灭亡的20多年间，汤若望所做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在中国安顿下来，潜心研习中国语言，逐步接近士大夫阶层，为日后传教做种种准备。二、开始传教。三、在明朝崇祯皇帝抵御外患的措施中，应聘参与了火炮的制造。四、其天文学知识与才能得到初步的承认与发挥，因而被调入京城任职。
汤若望1622年进人中国内地，1623年抵达北京，1627年又奉教会之派前往西安传教。1630年，邓玉函在北京逝世，崇祯皇帝召汤若望进京，命他接替邓氏参与修改历法。当时，中国历法已年久失修，经常出现差误，修历迫在眉睫地摆上了日程。1629年，朝廷开设历局（修历治历机构），主持编修历法的是科学家徐光启，参与此项工作的中国人有李之藻和李天经，外国人有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经过十几年的共同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共137卷。在这项浩大的工程中，由汤若望翻译、撰写的篇目有近20卷。
汤若望完成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或著作，总数大约有30种，计约70卷，如《民历铺注解惑》、《远镜说》《火攻挈要》（挈：qie，举、提）等；此外，还有有关社会科学以及宗教方面的著作几种，如《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真福训诠》、《崇一堂日记随笔》等。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汤若望还曾为中国朝廷制作过多台望远镜以及其他天文仪器，受到中国皇帝的赏识。
1644年，明朝覆亡.清兵人关。汤若望没有离开北京，他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与清人打交道，表现出理智、胆略和责任感，从而赢得了清廷的信任，并得到清廷的保护。他本人也愿为清廷效力。同年7月，他向朝廷进呈了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暑（rigui：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也叫日规）一件，望远镜一台。同时，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指出了旧历的7大谬误。三个月之后，清廷正式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谕旨（yuzhi：皇帝对巨子下的命令、指示）中说：“钦天监信印，着汤若望掌管。凡该监官员俱为若望所属。嗣后一切占候事宜，悉听掌印官举行，不许紊乱。”由此可见朝廷对汤若望的无比信任。汤若望成了中国历史上钦天监第一任洋监正，由此开创了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之初始。
由于汤若望参加过《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保存了大量刻版，因此便有机会利用这些条件对历书进行修补。顺治（清世祖福临年号）二年（1645年），他自己出钱编辑刻印了《西洋新法历书100卷进呈朝廷。《西洋新法历书》包括著作28种，其中，署汤若望名的有7种，由汤若望撰写而由他人校订的有6种，由其他人撰写而经汤若望校订的有10种，可见他为此付出的劳动与艰辛。
作为钦天监洋监正，汤若望的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继他之后担任此职的，除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外，还有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等多人。
汤若望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受到中国士大夫的尊敬。被朝廷封官之后，他即开始着官服，在服饰上彻头彻尾地中国化。顺治皇帝亲政前，便对汤若望怀有一种特别的亲情，把他视为长辈，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尊敬的长辈）。汤若望学贯中西，博闻多能，是少年天子的良师益友。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对汤若望恩宠有加，连续授予他三个头衔：同议大夫、太仆寺卿和太堂寺卿，官拜三品。1653年，又授予他“通玄教师”称号，加俸一倍。汤若望的本来愿望，是想在中国弘扬天主教，不想却因其在西学上的精深造诣和对事业的一片忠诚，受到了祟祯、顺治和康熙三位帝王的赏识与信宠。有些中国学者甚至认为：汤若望对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魏征，唐初政治家，著名谏臣）。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汤若望晚年，也曾遭遇过挫折和磨难。他被革除官职，关进大牢，险些送命。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世并安葬于北京。康熙皇帝亲政后，汤若望的冤案得到昭雪，皇帝还亲自为汤若望撰写了祭文，文中写道：“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bi，给、给以象历之司。爱（yuan，于是）锡（虹，赐给）通微教师之号。遽（ju，突然）尔长逝。朕（zhen，皇帝自称）用悼焉。特加恩恤（xu，丧事、葬仪）。”祭文篆刻在汤氏墓碑的正面右侧，左侧是祭文的满文译文。墓碑正中书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几个大字，背后还有祭文的拉丁译文。
（第二节）莱布尼茨和《中国近事》
集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德国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Leibniz），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人物。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定的文化背景，加上个人特殊的天资与勤奋，使莱布尼茨成了一位当时先进思想与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自然科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莱布尼茨祖上是波希米亚人，祖籍波兰。远在莱布尼茨出世前300年，他的祖先就已移居德国了。莱布尼茨诞生时，欧洲正处在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之中。正是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为他一生的事业提供了广阔舞台。
从小，莱布尼茨便受到父母的熏陶，养成了对读书的浓厚兴趣和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8岁时，他正式进入尼古拉学校就读，在学校里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算术和音乐，此外还有宗教课程，学的是路德教教义和圣诗。只用了6年时间，莱布尼茨便学完了其他孩子通常要用10年至12年才能学完的功课，而且在课余，他还像成年人那样，广泛浏览历史学、哲学、神学、文学等各方面的书籍，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61年3月，莱布尼茨进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当时，他还不到15岁。两年后，他学完了大学的各门基础课程，积累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并于1663年5月完成了毕业论文《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且以这篇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即1666年，莱布尼茨完成了他的论文《论组合术》，并取得了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哲学的资格。接着，他在阿尔特道夫大学注册，井向大学提交了早已准备好了的法学博士论文。第二年，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莱布尼茨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后，曾以自己能用拉丁文写作诗歌而骄傲，并渴望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但逐渐地，他的兴趣开始明显地朝着自然科学方向转移，且日益显露出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独特才能。1671年3月，他写出《物理学新假说》，提出并阐明了“充足理由原则”。这一原则经过他的学生沃尔夫的概括与补充，成为形式逻辑四大基本规律之一充足理由律。
踏人社会后，莱布尼茨还一直保持着幼年时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于宗教和神学的热忱。1668年，他写了《天主教的证明》，从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实践哲学等几方面对神学问题进行论证。此外，他还写有论灵魂不死，论圣餐，以及论及各教会之间争执不休的某些问题的论文。1672年，莱布尼茨奉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之命出使巴黎，在那里居留了4年。在巴黎期间，他从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与那里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其他方面的学者广泛结交，进而促进了自己才智的发展。
莱布尼茨的著作，涉及数学、哲学、逻辑学、物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图书馆学、教育学、生物学等十几门学科，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逻辑演算原则》、《求极大和极小的方法》、《论形而上学》、《逻辑演算研究》、《自然界以及各实体相互联系的新体系》、《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单子论》等。他所建树的科学业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他创立了二进位制算法，独立发明了微积分；第二，提出建立“通用语言”的设想，为数理逻辑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提出并表述了“充足理由原则”，使其后来成为形式逻辑的一条基本规律；第三，构成了“单子论的前定和谐”的哲学体系；第四，改进了帕斯卡演算机，制成了先进的手摇演算机。由此，莱布尼茨成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世学者景仰的科学泰斗。
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莱布尼茨始终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和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早在20岁时，他就开始关注并思索中国哲学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资料积累，终于在自己51岁时（即1697年），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第一版（两年后又出了第二版），向读者介绍他所搜集和掌握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其中，有中国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各种活动，有中国朝廷对西方教会的态度，甚至有当时的中俄边界谈判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法、德、意、比、葡等国在华传教士提供的。莱布尼茨亲自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序言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和思考。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出版《中国近事》的目的在于，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不仅应该是施教者与给予者，而且也应当是受教者和接受者。他甚至产生了全世界所有伟大的文化人和科学家在一个共同的世界科学研究院合作的幻想。
在自己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序言中，莱布尼茨首先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接着便分23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同时也申明了自己的理想与主张。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