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建筑艺术影响最大的应是泰国大城府挽巴茵御苑。挽巴茵原是一个小岛，位于故都阿瑜陀耶城和首都曼谷之间。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它便已是皇家御苑，后来一度荒置达80年之久。拉马四世巡视大城后，特谕令将大城建成水中行宫，以纪念阿瑜陀耶王朝拍昭巴塞通皇帝。到拉马五世时，行宫扩建，特从中国聘请精于建筑艺术的工匠，完全按照中国宫殿式样进行建造。御苑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绿瓦的中国式皇宫，屋脊上镶嵌有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以衬托琉璃瓦飞檐。宫门口建有一块雕刻着凤翔龙舞的大照壁。宫内的门窗、屏风、圆柱、画栋都显示出中国建筑的风貌。天明殿正殿内的厅室，悬挂着中国历代名家书写的中文木刻楹联，几案上置有中国名贵古瓷，墙上挂着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大帝头戴翎毛帽、身穿中国皇帝“龙袍”的巨幅画像。泰国皇帝亲笔临摹的中国字也保存在那里。
曼谷几所大型佛寺的建筑，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以拉马五世朱拉隆功1899年建造的云石寺为例，其建筑材料采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而屋顶却与中国的佛寺建筑相类似。他真河出口处的重要口岸龙仔厝（long zaicuo），原是华侨最初定居的城镇，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就建造了一座越艾宗巴塞古刹。这是一座中泰建筑艺术合壁的寺庙，以门窗雕刻精美、工艺超绝而闻名于整个泰国。
在泰国，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中国石雕艺术品。一般认为，这些石雕品是泰国皇室从中国定购的，主要用于王宫和寺院的点缀。据记载，从拉马一世起，许多来自中国宁波的颇有价值的物品中，就有石狮和石雕人像。中国输入泰国的石雕品雕刻得十分精细，尤其是雕像的面部、服饰和姿态，细致人微，一丝不苟。这些石雕艺术品形象地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雕人像的高度为普通人的两倍，与中国帝王将相陵墓前所设置的雕像相一致。庵玛威尼彩王宫大厅中间的武将像，身穿铠（hai）甲，手执兵器，形象威猛，便属此类。吞武里越阿浓兰佛寺中，列有常可在中国佛寺中看到的十八罗汉石像。越阿仑寺有素通玛诺拉故事中半人半鸟的金娜丽石像，身着泰国传统服装，留着泰国发式，但其面部却是中国美女容貌。这种艺术品显然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拉马三世统治末期，中国大帆船从远航贸易中退出，标志着中国石雕艺术品出口泰国的终止。
医药古代，随着华人的不断涌人，中医中药也逐渐传人了暹罗。早在阿瑜陀耶城创立之初，迁居于此地的华人就开始出售中国的药材药品了。当时，阿瑜陀耶城最受人尊敬的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泰国民间称中医师为“摩精”，称泰国医生为“摩耶泰”，两国医师在行医中取长补短。例如在泰国医生使用的药物中，中药占30%；同时，他们也采用中医望、闻、问、切（qie，切脉、诊脉）的诊断方法。而中国医师同样采用泰医的草药，以丰富草药的品种。为了适应中医治疗的需要，泰国药材业蓬勃兴起。来自广东汀（ting）海县东里乡的李松青，是“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施诊”的华侨。他在曼谷创办了李天顺堂药材店，生意兴隆。其后代继承他的事业，成了颇有名气的“药业世家”。
中国医药界人士推断，中医使用泰国药物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在两国长时间的朝贡贸易中，许许多多的泰国货物运进了中国，其中，除了香料之外，还有不少东西是当做药物加以使用的。例如降真香（即降香），它有理气、止血、行（疏通）瘀（yu，血液不流通）、镇痛的作用；胡椒（jiao）有温中（温暖脾胃）。下气、祛（qu，祛除）痰、解毒的功效；玳瑁（daimao，爬行动物，形状像电，甲壳是黄褐色）可以散热、解毒、镇惊；乳香可以活血、祛疾、镇痛；槟榔（binlang）可以杀虫、破（破散）积（留滞）、下气、行水；龙涎（xian）香可以行气止血、散结止痛、利尿通淋；大枫子则可医治大风症（即麻风病）和皮肤病。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不但重视临床实践，也十分重视药物的研究，经过27年的艰苦劳动，终于著成《本草纲目》一书。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就有出自暹罗、爪哇（古国名）的乌爹泥和苏木。中国的针灸（jiu）术也流行于泰国，从事这种医业的绝大多数是华侨和华裔中的医务工作者。
文学、戏曲从18世纪末叶起，中暹两国经济文化往来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厦门、潮州等地开往泰国的商船多达50艘，随船到泰国经商的华人每年达数千人。在海上旅途中，华商们常以阅读和谈论《三国演义》来消磨时光。后来，三国故事也逐渐为泰国人所熟悉，所喜爱。公元1802年，遵照拉马一世的指示，在精通暹中两国文字的本隆大臣主持下，《三国演义》被译成了泰文（泰文音《萨姆柯克》，意即《三国》）。泰文本《三国》译笔流畅，行文优美，用语通俗，形象生动逼真，因而自成一种文体，即“三国文体”，在泰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小说经广泛传抄，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从拉马二世起，又先后有几十部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了泰文。如《西汉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东汉通俗演义》、《封神演义》、《西晋》、《东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演义》、《五代史评话》、《五虎平西前传》、《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英烈传》、《大红袍》、《小红袍》、《包龙图公案》、《清史演义》、《元史演义》、《武则天外传》等。
早期，泰国尚无泰文印刷机。被译为泰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多以手抄本流传，未能印刷出版。公元1865年，西人在泰国创办冒叻莱（叻：le）印刷公司，才第一次印刷《三国演义》95部，在上层社会传看。直到拉马六世（公元1910~1915年在位）时，泰文报纸、杂志大量发行，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才被各种报刊竞相登载而流传于整个泰国社会。
《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给予了泰国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泰国诗人顺吞蒲（公元1786~1855年）创作的长诗《帕阿派玛尼》约10万行，其主人公是个吹笛能手，虽是平民百姓，却以其精湛的艺术感染力最终制服了敌人。诗人大量采用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描写手法，如水战一节，尤其是叻威娘施计火烧帕阿派玛尼船只和帕阿派玛尼攻打新城两段，与《三国演义》中孔明和周瑜设计火烧赤壁的情节极其相似。诗中还有这样一段：“请来医生治伤痛，毒汁祛除用刀刮，止住伤痛用药敷，粘合伤口用针缝”，这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如出一辙。除了文笔和内容，“三国文体”还表现在修辞方面，无论在泰国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某些成语的痕迹，例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吉人天相”、“火冒三丈”、“有眼无珠”、“百闻不如一见”等。
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故事引人人胜。许多泰国作家于是便将其中的某些精彩内容编成舞剧或歌剧上演。舞剧始于拉马三世时代，是不用面具的泰国古典剧，分为宫内、宫外和民间三种。其中民间戏剧是舞剧中最早流行的形式，在泰南称为玛洛拉戏，由男演员表演，有对白、歌唱和舞蹈。泰国作家帕耶玛吉特叻塞和功帕叻差波窝维才都编过不少舞剧，除了取材于《三国演义》的一些故事外，有的还取材于《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和《新编五代史评话》等。
早在明代，中国福建一带的地方戏种就有很多，其表演也各具特色。艺人们常组织戏班越洋赴暹罗演出，受到当地居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有喜剧。悲剧，还有木偶剧。婉转的唱腔、动听的音乐伴奏、优美的舞台动作，给观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公元1602年，随荷兰航船抵达泰国西南部港口城市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目睹了由富商出钱请来的中国戏班在当地一个庆典上演出的情景：戏班“在街头建台，给公众表演古装剧……（演员）行头上的刺绣十分华丽，歌唱响遏（e，阻止）行云……
（第三节）中柬文化交流
外来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东南亚诸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东南亚国家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从沿海到内地，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基层。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选择并吸纳这些文化中适合自身的因素，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展为新的文化。柬埔寨属小乘佛教文化圈，因此，比较起来，它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有对扶南、扶南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扶南人生产与生活的大段描写，详尽而具体：“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指东西的长度）袤（mao，指南北的长度）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人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海边生大箬（ruo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有阁居。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即占城）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han，稀少）至”。
建立于公元一世纪的扶南古国，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友好相处，密切往来。三国时期，扶南王曾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东吴皇帝孙权亦曾派朱应、康泰作为正式使者出访扶南等国。当时的扶南，国力强盛，其势力已扩展到今日的泰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等地区，控制着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同时，它又是佛教东传的中间站，也是中国通往印度。波斯、大秦和东南亚贸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与西域的于阗、龟兹不相上下。
为了探寻通往大秦的通商航路，朱应、康泰在扶南居住了多年，并把自己到过的和传闻中国家的详细情况记录了下来。朱应所写《扶南异物志》和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以及中国和南海交通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珍贵文献。可惜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已失传，今天只能在《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通典》等书中见其片断。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中国丝绸早已传到扶南，但在朱应、康泰到扶南时，当地的男人还是裸体的。扶南王接受了朱、康的建议，用中国丝绸和布制成纱笼（即筒裙），才改变了男人裸体的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印两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他们所走的路线不外乎陆路和海路两条。当时在广州和建康（今南京）译经的外国高僧，多是经由海路来华的。位于中印之间的扶南，成了中印两国文化相互传播的重要媒介。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以及名震一时的“扶南大舶”，既是构成扶南王国强盛的原因，又是决定扶南在南海交通中居于要冲地位、掌握海上霸权的物质基础。
扶南境内（包括其属国），几乎汇集了所有重要的南海交通线，形成了一系列明珠般繁荣的港口或贸易城市。这些港口和城市，构成了强大的南海交通网，在人类航海史、贸易史、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zhan）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可能是由于扶南乐具有独特魁力，东吴曾特建“扶南乐署”，以教宫人演习。《隋书·音乐志》中，记有隋文帝下令置乐伎的情形：“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使，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当时，朝廷曾聘用扶南乐工，用印度乐器演奏音乐，这是因为扶南很早就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乐工多能熟练地演奏印度乐器的缘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也都有对扶南乐的记载。《新唐书》卷二十二对扶南乐有这样的描写：“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扶南乐的美妙旋律在吴都建业的乐署和唐都长安的宫廷里回荡，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艺术享受，而且也为中国音乐增添了新内容。
除了扶南乐，在中国的许多典籍中，还有有关“扶南大舶”的记载。扶南“山有异木”，这种“异木”，是一种质地特殊而优良的木材，很像柚木，细胞纤维中含有脂液，抗水力颇强，且能防白蚁蛀蚀，是制造船只和家具的理想木材。扶南人擅造大船，《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这样写道：扶南人“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八九丈长的船在当时应不算小，而“头尾似鱼”则说明扶南人模仿鱼形造船，为的是取得在水上行驶自如的效果。中国古籍中的“扶南大舶”，体积大，载量多，结构牢固，运转自如，是扶南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由于深受印度文化儒染，历史上，柬埔寨在佛学研究和造型艺术方面，都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扶南在东南亚宗教上的地位颇与于阒在西域宗教上的地位相似，“为佛教东被（及、遍及）之一大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公元502~549年）时期，中国佛教大盛。梁武帝笃信佛教几近狂热，经常亲登讲坛，现身说法，而且还亲自执笔，诠释佛经。其间，他曾下诏延聘扶南高僧，并在台城（遗址在今南京鸡鸣寺后）内建扶南馆译经道场。
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扶南遣使到金陵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扶南高僧曼陀罗亦于同年携梵本佛教来献。梁武帝接受献品后，曾以厚礼酬答，并封赠耶跋摩“安南将军、扶南王”荣号。此后，耶跋摩的后继者也曾数次遣使与梁通好。
梁陈之际，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后来到中国传经弘法，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四位高僧是：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和真谛。他们的业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僧伽婆罗，又名僧铠，是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的弟子。他广习律藏，佛学造诣精深，能解数国书语。听说中国南朝崇信佛教，他便乘船泛海来到金陵。接受梁朝政府的聘请，曾在金陵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经论。他花了17年的时间，先后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书11部48卷，深得梁武帝赏识。
曼陀罗，又名曼陀罗仙。他于公元503年到金陵，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等重要佛经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