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至公元894年的200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18次遣唐使（其中有三次未成行，另有三次属迎接或送还性质）。派遣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学习大唐文化。奈良王朝兴盛时期派出的使团，往往规模庞大，每次都在500人左右，要分乘四艘船只前来。有时同船而来的还有一些学问僧和留学生。使团到唐后，一般要朝见中国皇帝，进献贡物，参观文物名所及藏书馆，习学经典，廷聘赴日人才等。此外，使团还负责向唐朝介绍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并帮助他们安排好在唐的学习与生活。正因如此，留学生们在唐，衣食住都有保证。遣唐使来华的前期及中期，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多在十几年以上，因此，他们受中国文化濡染较深。学有所成之后，欲归者一般随遣唐使团的船只返国，以自己之所学为国家出力。到了后期，渐渐出现了“请益生”、“请益僧”。他们大多是中国文化某一领域的专家，有一定的造诣，来唐的目的只是就某一方面的专门问题向唐朝的有关人士请教。这些人一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较短。
据日本史籍记载，来华留学生中，最有名气的，是大臣和朝衡二人。这里提到的“大臣”，指的是归国后曾任右大臣的吉备真备；朝衡（晁衡），指的则是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这两个人在留学生中知名度最高，分别代表了留学生中归国效力和终老唐土的两种类型。
公元695年，吉备真备出生于一个世居吉备国的低等贵族家庭。公元715年，吉备真备被选为赴唐留学生，并于第二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入唐。人唐后，由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儒家经典。除此之外，吉备真备还学习算术、音韵、书法、天文、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在唐修习达17年之久。公元724年，吉备真备携带《唐礼》、《乐事要录》、《写律管声》、《太衍历经》、《东观汉记》等近200卷书籍，乘遣唐使船回国。归国后，吉备真备向朝廷献上所携图书及器物。接着便被任命为大学寮助教，后又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后来的孝谦天皇）讲授《礼记》、《汉书》，把盛唐儒学及时地介绍给日本。公元750年，吉备真备曾被任命为遣唐副使再度来唐，完成使命归国后，曾任军政要职，并把唐的兵法用于日本。最后，吉备真备升到右大臣（正二位）的高位，声名显赫。
阿倍仲麻吕是仰慕大唐文化而终身仕唐的留学生代表。他出身于一个中等贵族家庭，其青少年时代正是奈良时代初期。公元716年，他与吉备真备一起人唐，时年19岁。在国子监太学学成结业之后，阿倍仲麻吕以进士科及第（科举时代考试中选），被任命为春宫坊司经局校书（即如今日之图书馆员），后提拔为左拾遗。公元733年第九次遣唐使来唐时，阿倍仲麻吕请求归国，被玄宗皇帝挽留，继续仕唐。20年后，也就是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终于随第十次遣唐使团踏上了归国之途。不幸的是，由于中途遭遇风暴，他们的船漂到了安南（今越南北部）。在经历了无数艰险之后。阿倍仲麻吕辗转从安南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后改任安南节度使。公元770年终老于长安。
玄宗皇帝非常喜欢阿倍仲麻吕，晁衡这个名字，就是玄宗皇帝亲自给他起的，晁衡不仅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盛唐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晁衡启程归国之前，诗友们曾为他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大诗人王维举杯为他饯行（jianxing），并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著名诗篇，表达了对这位日本朋友的深挚友情。晁衡海上遇险，不知去向，人们都说他已溺水而死。第二年，正在南北各地漫游的李白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在无限的悲痛中，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以寄自己的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题中一个“哭”字，表现了诗人失去好友的巨大悲痛和两人间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诗中的“蓬壶”，指的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岛，这里泛指海外三神山，那是晁衡归国的必经之地。在李白跟中，晁衡是皎洁的明月，可现在，明月沉海，再也不能归来，作为友人，该有多少悲哀！看，连苍梧山上的白云都愁容满面，为晁卿志哀。
比入唐留学生人数更多的是来唐的学问僧，其人数大约是留学生的三倍半以上。他们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因而，他们在唐的主要活动便是朝拜圣迹，寻访寺院，问师求法。同时，他们也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经卷，购买佛画、佛具等佛事器物。另外，他们有时也与中国文人交往，把一些儒家经书、文集带回日本。学问僧最主要的业绩，是把当时佛教的各主要宗派介绍到日本，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空海。
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年），自幼便随精通儒学的舅父学习汉文文章、史传和儒家经典，还曾入京城大学寮明经科学儒学，从而打下了儒学及汉语言的坚实基础。20岁前后撰写《三教指归》，明确表示皈依（guiyi，原指佛教的人教仪式，后来泛指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佛教，其后便剃发为僧。公元801年，桓武天皇任命藤原葛野麻吕为第十六次遣唐大使，空海得以随之入唐。805年，他到长安青龙寺，拜当时著名的密教传人惠果和尚为师。惠果十分赏识空海，除了授法，还授予他“遍照金刚”灌顶名号，使其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和向后代人传法的身份。当年12月，惠果圆寂（佛教用语，称僧尼死亡），弥留之际嘱咐空海速回日本，以传密教到东土。空海于是于第二年（公元806年）携带大量新译经。密教经典和其他典籍返回日本。10年后的8】6年，空海在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以为创立真言宗的根本道场。从此，他所创立的真言宗（以念诵真言为宗，故名）与最澄（公元767~822年）创立的天台宗（亦称法华宗，因实际创立者住《天台山而得名）并列，成为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的两大派别。密教还渗透到其他宗派，使得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佛教几乎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空海不仅是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开创者，而且由于他精深的中国文化修养，其影响还及于其他文化领域。文学上，他所撰写的《文镜秘府论》，是日本第一部有关汉诗文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许多诗歌典籍的汇集评论，像镜子那样检查文体自身的面貌和本质特征，从而理出是非功过，供后人参考。该书把对偶与声律概括为诗学批评的准则，这在诗学理论史上是一种飞跃。有人认为，《文镜秘府论》可算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一部修辞指南。空海所著《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文字的辞书。空海还是当时日本著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三圣”，为平安时代书法界的坛主，是把中国的书法艺术传给日本的第一人。
与空海来唐学习佛教相辉映的，是东去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大师鉴真和尚。鉴真公元688年生于江苏扬州，俗姓淳于。鉴真的少年时代，正值大力提倡佛教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当政。他14岁出家，公元705年受菩萨戒，起法名“鉴真”。后游学洛阳、长安，开始研习以传持戒律为主的律宗。713年回扬州后，开始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宣传戒律，授戒度人。近20年间，授戒弟子达4万多人，成为名满华中一带的“授戒大师”。公元732年，日本僧人兴福寺荣睿、大安寺普照，作为人唐学问僧，随第九次遣唐使一起来唐。由于当时日本佛教还未建立正规的受戒制度，“私度”以逃避课役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荣睿和普照除研修佛教外，还担负着聘请高僧赴日担任传戒师以建立受戒制度的使命。公元742年，荣睿和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恳请他“东游兴化”，鉴真慨然允诺。他率弟子从此开始了十年间六次东渡的艰辛历程。这中间，天灾人祸，颠沛流离，以致荣睿在端州寂化，鉴真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鉴真终于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的船只抵达日本。不久，他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圣武天皇等授戒。后来又建立了唐招提寺，作为教育和训练僧侣执行受戒制度的专门寺院。鉴真等营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迄今最为典型的唐代建筑遗存。寺内的雕像，例如金堂中的卢舍那佛坐像等，与盛唐时期敦煌的彩塑及唐代龙门石刻的风格一脉相承，且影响了日本后来的雕塑艺术。鉴真赴日时，还带去了中国书法艺术家“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及其他书法家的真迹，促进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
200多年间，通过十几次遣唐使团促成的中日两国间官员、工匠、留学生、学问僧等大批人员的往返，使唐文化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特别是日本在社会制度、政治机构等领域向唐学习，成为其学习大唐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环节，因而也就决定了日本当时整个的社会面貌。在生产技术领域，在史学、文学、历法、文字、建筑、绘画、习俗、书法等各个方面，大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公元四五世纪，中国的儒家经典就已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人日本。如前所述，推古朝时，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已经反映出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据《日本书记》（日本编年体史书，叙述自神武天皇至持统天皇间的史事）的记载，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从其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大化革新的策划者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关于政变的计划，是在向南渊请安（随同遣隋使一起赴中国留学的汉人移民）学习“周孔之教”的过程中秘密议定的。后来，整个政变过程以及政变后的改革和律令制定，也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
日本古代的书面文学，从一开始产生就有两大系统，即和文文学和汉文文学。盛唐正是中国文学高度成熟与繁荣的时代，风气所及，日本人竞相学习中国诗文。当时，《诗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等中国文学著作已传人日本，并对当时日本人的诗作，包括汉诗文以及日本的和歌、歌谣，都产生了影响。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编成于公元751年，收录了自近江朝持统天皇（公元687~696年在位）、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在位）时起的64位诗人的120首诗作。一般为五言诗，模仿六朝、初唐的中国诗歌，内容以侍宴、从驾以及吟咏月、雪、梅、菊、酒的居多，不仅表现了儒家思想，有些还表现了佛教和道家思想。到平安时代，又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本汉诗集，其中大多为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主要是受盛唐、中唐诗人的影响。
成书稍晚于《怀风藻》的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其文学价值显然要高于《怀风藻》。全书共20卷，收录诗歌4500余首。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万叶集》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烙）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将近20位《怀风藻》集的汉诗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的歌人。
《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魏征等撰）记日本“无文字，以刻木结绳记事”，说的是日本在借用汉字之前并无本国文字。公元三至五世纪，中国汉字逐渐传人日本。据日本史书记载，朝鲜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是汉字正式传人日本的标志。汉字传人后，日本朝廷的诏敕、国史、诗文等无不用汉字撰写。日本最古老的文章是公元478年倭王武写给中国南朝刘来顺帝的国书。词藻华美，行文流畅，汉文用得十分娴熟。汉文作为日本的官方文字，一直持续到近世。
由于汉文与日本语言脱节，使人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人们逐步用汉字的音来“‘写”日本语，出现了所谓的“万叶假名”（假名，意为假借之字，即相对于汉字的本字而言）。但毕竟汉字笔划繁多，难读难写，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简易化倾向。长期演进的结果，到了平安时代天历年间（公元947~956年），已经形成了用汉字的草体改写成的“平假名”；到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又形成了取汉字的某一部分改写成的“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产生，标志着日本字母的出现，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
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都城建设上。过去，因为日本的国家职能简单，往往是一代一迁，没有长期固定的都城。大化革新后建成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具有督造户籍、征收赋役等一系列职能，国家机构渐趋庞大。在唐的影响下，日本开始正式营建永久性首都。第一个按长安的条坊制建立起来的都城是藤原京，以后又建立平城京，即今之奈良，为奈良时代都城。再后建的是平安京（即今之京都），为平安时代以及后代的首都，直到明治维新时迁都东京为止。它们共同的格局都是仿照唐代都城长安的，即宫殿和宫城在城的北部居中，南部是官衙及东市、西市，沿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安排建筑，以棋盘形的条坊建造居民住宅和街道等。与中国唐都城不同的，只是上述这几个日本都城没有修建高大的城墙。在佛教建筑方面，过去主要是受北魏样式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如东大寺三月堂和鉴真弟子营建的唐招提寺金堂，则都是十足的唐代风格。奈良时代的建筑式样，对后世的日本寺院建筑起了规范作用。
（第三节）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
以僧侣往来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正是中国的五代宋元时期，日本的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发展很快。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以及南方的吴越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到了宋代，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更为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商船在160余年间赴日次数达70次，平均两年一次，远远超过隋唐时期。南宋时期，也有不少日本商船来华贸易。元代，虽然发生了元军两度渡海征日的战争，但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不曾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