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详细介绍一下自己为台湾当局和大陆政府提供咨询时参与的互动交流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有所谓“五人决策小组”，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经济事务部长”、“财政部长”、“会计和预算部长”以及“行政院秘书”，他们是台湾当时制定和执行主要经济政策的关键人士。我们这些海外顾问在暑期开展咨询工作的时候，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子旁，他们五人和我们五人对面而坐，在整整一周时间里，每天早上9点到12点都进行会谈。每位部长都会带来他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我们则一边听，一边评论和提问。第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办公室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用理论来解决特定的实际问题的案例。我们这些顾问会三两个进行讨论，或者通过全体会议来交流意见。在大约6～8个星期之后，顾问小组与决策小组的人再次会面，由我们发表自己的建议，决策小组的五个人进行评论和提问。最后我们要撰写建议报告，报告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成为对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文件。
和大陆体改委的官员们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会议，层次甚至更高，强度更频繁。每次我们会有四五天的会谈，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我还力图把当初在台湾的咨询小组的几个人邀请进来，他们都倾向于市场经济，不赞成大陆在80年代早期实施的计划经济。80年代的时候，刘大中已经过世，蒋硕杰还担任着台湾当局的高层经济顾问，不便参与大陆事务。但我还是成功地邀请他于1989年3月与体改委的官员在香港举行了会谈，参加人包括副主任安志文和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刘鸿儒。
大陆当时最急迫的经济问题是控制通货膨胀。我们的主张，也是蒋硕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成功推行的办法，乃是提高利率，保证银行存款有正收益。体改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结果正像我们坚信的那样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经济分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他的研究文献（Chow and Shen，2006）。在我们当时和体改委官员的所有会谈中，讨论都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80年代时就有一位经济官员告诉我，中国愿意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用的经济工具。总之，通过与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官员的开放式的互动交流，我收获了很多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需的实用知识和宽阔视野。利用动态最优化分析框架为政策建议服务
动态最优化是我在1969～1979年间的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IBM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从经济计量理论和模型转向动态经济分析，包括经济模型的动态特征的研究以及如何用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我最开始是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Chow，1970），后来又同时采用拉格朗日法和贝尔曼的最优程序法来求解最优控制问题（Chow，1975）。我非常认真地考虑，把最优控制或动态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模型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找到实现最优控制的规则。
我现在认识到，最优控制法与动态计量模型的结合虽然很有用，但要想提供正确的政策建议，仍需修正和补充。20世纪70年代后期，卢卡斯批评说（Robert Lucas，1976，利用最优控制作为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是不合适的，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会对政府的控制作出反应，所以计量模型中的参数将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卢卡斯的观点，但仍有人（Chrissims，1980；Ray Fair，1984；还有我自己）认为，卢卡斯的批评虽然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的应用有限，因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有理性。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当时都被卢卡斯说服了呢？我的解释是，在70年代中期，经济计量学家们普遍没能创建足够好的、能有效预测未来的模型。通过海量的数据挖掘来创建质量不高的大型计量模型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极力反对的做法（Ray Fair，1984；Chow，1967）。由于大多数计量模型的结果令人失望，业界轻易接受了卢卡斯的批评。尽管如此，今天的学术界还是普遍认为，最优控制法对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制定依然是适用的（如Wood ford，2003）。
既然有可能找到制定宏观政策的最优反馈规则，那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从中推导出最优控制规则（由于存在多重目标函数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这些规则不是单一的），来推荐给政府官员？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下几点。
我在20世纪70年代考虑政策建议的时候，认为它应该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发现最优政策规则；其次是对决策者推销。但这是比较天真的，未必是最佳办法。
如果我们打算帮助政府官员制定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决策，那在选取目标函数的时候，就不该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引入他们的目标函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仍然有困难，因为官员们的专业知识不足，可能不相信我们的建议符合他们的目标。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必要的技巧，用直接和朴实的语言来解释从动态最优化的数学推导中得到的结果。这个任务并不容易，不过某些经济学家却非常善于把研究成果向那些没有专业理论背景的聪明人传达。
另外一点是，在不那么专业的领域也能做到成功交流，让决策者对自己有更强的信任。到了需要传递动态最优化得出的技术化的分析成果的时候，如果你和官员们的关系较为友好，他们就更容易被说服。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准备一系列良好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只保留某一项最优政策。你可以找到若干可行的、比现有政策更好的方案，把这些建议都烂熟于胸，试图让决策者能对其中的某一项产生兴趣。汽车销售商采取的策略就是如此，他先准备一系列车型，只要卖出其中一款，任务就完成了。顾问如果能让官员采纳某一项政策，也可以算达到目的。就像汽车销售商一样，你可以多准备几项政策建议，看看顾客到底会对哪一项表示满意。
经济学家可以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先总结出良好的政策建议的组合，然后用高明的沟通技巧给顾客进行解释。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你可以保持开放的状态，让官员们来影响你，告诉你除了你提出的政策组合以外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就像我在台湾和大陆所经历的那样，学者可以和官员联合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寻找最优政策。因此，动态最优控制规则不过是你用来解决政策问题所需要的工具之一，你还应该从官员们那里吸取有益的观点。只有通过合作和交流，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政策。
政策的执行
从中国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即使政府已经采纳了某项政策，但由于相关人士没有贯彻落实，政策并未发挥实际作用。最近以来的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逐年降低4%的目标，但2006年的实际降幅只有1.4%左右。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的农村，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地方上的党政官员控制了村里的事务，农民得到的待遇不公。已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被地方官员非法收回，用于城市开发，而不提供足够的补偿。目前虽然有法律保护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违法的事情时有发生，引发了许多受害农民的不满和抗议行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官员，也就无力推行保护农民的政策。
在医疗领域，农村公社体制崩溃后，许多农村居民得到的健康服务状况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甚至退步了，这是中国在取得经济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最失败的方面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试图为全体农村居民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每人每年的费用为50元，其中有40元来自政府的补贴，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摊。然而到2007年春，许多农民仍然没有加入保险，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政府真的会为自己支付保费。
由于执行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政策建议提出之前，甚至在有关政策的研究完成之前，执行的问题就应该纳入考虑。如果我们知道某项政策无法执行，那么提建议就是无用的。如前文所言，我们所建议的政策必须具有可行性，而没有希望得到切实执行的政策不具备可行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政策设计的时候把执行问题考虑进来。在环保政策方面，我曾提出，如果某位省长没有切实执行中央推行的环保政策，就应该予以严厉惩罚，包括罢免。在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我知道中央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采纳这项政策，然而我还是认为，未来一旦有机会被采纳，它应该是可行的。
在政府体制以外推动社会变革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影响政府来推动社会变革，但在政府之外还有另外两条重要渠道。
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是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应用，这些都会推动社会的变革。许多大企业在研发方面有巨额投入，成果在市场上销售。大学的研究也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创新成果。
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另外还有一条渠道，总结得最好的是凯恩斯，他认为世界的发展受思想家的影响更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追随他们的政治人物。例如，多少个时代以来，卡尔.马克思对许多政府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不接受他。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20世纪后半叶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研究波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教育券的使用以及对生活中的自由选择权的尊重等。他的武器就是写作、演讲和培养学生。
从运筹学到社会工程学
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普林斯顿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的一门课程“环境问题分析”。本文提出，要让研究成果发挥推动社会变革的效果，就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思路。目前的工程学教育的趋势也是如此，从简单地训练工程师，走向培养组织和社会的领导人。
工程学的课程对于培养分析和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是很好的，但工程这个概念的定义目前过于狭窄，除了关注技术革新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运行。普林斯顿近来的办法是利用工程学的分析方法来满足现实的需求，从而催生了金融工程学。传统的土木工程最开始被改造为土木工程与运筹学系，后来又分为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以及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新设立的这个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2007年注册学生人数最多的。
如果金融工程学科的设立是件好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应该考虑引入一个名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的更广泛的学科。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拓展工程的概念，除了纯粹的技术分析以外，把分析结果如何应用于改进社会的课题也考虑进来。我希望大家了解如何用运筹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这或许就是创建“社会工程学”的开始。
（余江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