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本文将从政治文化角度讨论“三农”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央政府官员想要简化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现有制度包括中央、省、市、县、镇，再到乡、村，太过复杂了，因此已经考虑好几年，要把五层减少一层，希望在五年内取消“镇”级政府。
这并非易事，因为“镇”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前中国实施公社制度的时候，公社就等于镇，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如修路）等，都由公社负责，公社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公社解散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出现了所谓的乡镇企业，政府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生产。人们知道中国人已经逐渐富有，对于日用品诸如自行车、电冰箱之类的货物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自己办厂来生产。因此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不是国营企业发展出来的，而是乡镇企业。各乡镇成立了很多乡镇企业。现在中央政府要求这些乡镇企业五年之内停产，地方政府不要再经营乡镇企业，而要帮助农民，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农民去生产。
我认为这不容易做到，因为对于乡镇而言本身没有利益。以前乡镇经营企业，可以维持政府收入，当然个人也有收入。中国人很有意思，好比经营大学，中国政府的机构，连学校也是公立的，但政府鼓励各学校自己经营企业。学校可以办分校，也可以经营其他事业，赚了钱以后学校拿一部分，经营者自己也可以获取收入。好比办一个现在中国最流行的Execu-tiveMBA（以下简称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一年大约可以收取三到四万美元的学费，收费很高。要是相关科系有能力开办，就去办，学校收取一部分收入，办理的学院再收取一部分，去教书的老师也有课时费。以前也是如此，乡镇企业赚的钱一部分交给政府，另一部分则由经营者获取。所以我认为现在政府不许他们再经营这些事业，恐怕会有问题。
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想要取消乡镇企业，一个理由是现在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很多乡镇企业已经私有化，所以属于政府的企业不多。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地方上主管这些事业的人一定会反对取消乡镇企业。要取消一整个层级的政府，我觉得在五年内会有些政治问题。我在会议上公开发表文章说，大家可以看一看中国政府做得如何，五年之内可以看出成果。
另外，我的文章提出“三农”问题，包括三方面：一是贫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贫富不均，贫富不均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均是指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但是其实穷人的收入增加也相当快。如果将中国分成城市和农村两部分来看，最近15年城市居民每年收入平均增长7.5%，但农村收入才增长5.5%，5.5%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5.5%。所以，一般人的生活并不是不好，如果去观察中国农村，进步还是很大；而且最低收入者，也就是最穷的人，比率是一年比一年降低的。所以中国以收入而言，平均收入低的穷人是在增加，但最穷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用财富来衡量“三农”问题的话，上述的贫富不均是第一点，但这不算是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同。城市方面得到国家的资源较多，譬如教育、医疗方面都得到很多资源，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集中在城市里。反之，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也是不对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最重要，就是中国的土地在农村是集体所有，不是私有。虽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农民个人有使用权。他们的集体所有，例如以一个镇、一个村为单位，土地是属于村的，但是已经分给农民。农民就等于持有一份合同，政府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但一旦农民分到土地以后，政府不可以再拿走，这是不合法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最不满的一点是他们的田地被一些官员拿走了。政府官员拿到土地以后，转手赚了很多钱，却给农民以外的人去开发，这种事也是不合理的。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也对“三农”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要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力，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落实，我们一定要将其落实。”在中国，很多时候领导人说政策要如何，但具体成效未必如此。所以我认为，执行政策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如何明确地落实政策，也就是对于违反农民利益的官员一定要公开严格地处分。但是中国这么大，怎么知道谁违法？因此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言论自由放松一些，也就是运用新闻媒体发挥监督的力量。中国对于新闻媒体控制得相当严格，政府应该可以放松一些，容许一部分记者就全国范围内导致农民不满的问题，多写一些文章报道，就可以广为人知，自然就会对官员造成压力。这是我提出的意见。
陈锡文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权限很大。另外，他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实行政府的政策，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例如与农村问题相关的许多部门，有农业部、土地与资源部，还有医疗等很多部门，所以是跨不同部门联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committee）。
现在中国在医疗方面做得不太好。大家公认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在医疗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例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45岁，后来提升到60岁；还有死亡率，50年代初期是15‰～16‰，后来下降为6‰～7‰。可见中国在卫生、医疗方面进步很大。在农村，经常是用集体的办法来改进医疗，相当有效率。例如在农村集体化的时代，人力是由公社负责调配，公社运用部分的人力和资源，医疗方面需要什么设备，就由公社去安排。公社解散之后，医疗变成一种市场经济，农民若是生了病，得自己处理，自己看医生、买药。这种情形和过去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没有集体的保险。从前大家的资源都交给政府，等于参加了保险，但现在已没有保险的机制。第二，政府也没有资源去设置医务所等，所以缺乏医疗设备。因此，政府希望最快在五六年之内，将过去的集体保险制度重建起来，但还要考虑农民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