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理想，今天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高科技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进步与经济发展状况相类似的是：在这些领域，中国从只能学习和引进知识转向自主研发以及对外输出知识，并且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进步。
首先我要引用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在1988～1999年间，从事高等教育的全职教师人数一直维持在40万左右，但是这个数据从1998年的40.7万增长到2007年的117万，也就是说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在1998～2007年间，去国外深造的留学生数量也从17622人迅速增长到144000人，相当于每年增长26%。同时，相应的学成归国人数也从7379人上升到44000人，相当于每年有22%的增长速度。在技术创新方面，2003～2007年的一些年度数据能够反映出其进展（《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0-38）。2003～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为1193亿、1613亿、1977亿、2473亿和2870亿美元，而相应的出口增长就更为迅速，在这五年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103亿、1654亿、2182亿、2815亿和3478亿美元。并且同一时段发明专利的数量分别为37154、49360、53305、57786和67948项，增长同样十分迅速。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1995年），复旦大学（1988～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位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谢丹阳、讲座教授陈松年。中国的顶尖学府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这其中的一些高校十分优秀，它们的研究人员中有些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中国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就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在这之后付诸更多努力来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由清华大学姚期智教授领导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团队。姚期智是清华大学2004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成功招聘的，这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从美国顶尖名校吸引顶级学者的实力。2008年我曾经协助组织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论坛，2009年也协助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类似的论坛来讨论中国面临的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等问题。在能源、环境科学以及工程学领域，我发现中国也有一些世界级的一流学者，他们都对相关领域的发展做着很大贡献。在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物理学方面，中国也有一些十分优秀的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进步十分迅速，这样的发展速度我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中国成功的秘诀何在？第一，一直以来政府都有政策支持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并且中国现在也有相应的财政实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猛增长。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国GDP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并且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增加。同时，政府还决定进一步增加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些经费被集中分配给了少数国内顶尖的教育研究机构。另外，中国的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开始扩大招生规模，这些现象都表明，政府有意愿也有财政实力来推动经济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中国有很多本土人才和归国人才，他们能够在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国内顶尖学术研究机构的改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资金方面，社会上也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经济实力的人在帮助建立新的更优秀的研究中心。
第三，尽管中国的学术机构仍然存在官僚作风，并且有一些制度也很呆板，但一些学术机构的带头人仍然被赋予很多灵活性。所以，虽然中国的学术体制存在缺陷，但一些学术带头人仍然能够冲破官僚制度并取得成功。
我们观察到这一发展中的两个重点。第一，中国的学术机构正在发生的变化主要得益于学术带头人的努力。第二，一旦一些优秀的研究中心开始运作，传播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中心的成功经验可以扩散到其他机构中去。这就像香港科技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高学术标准的态度会扩散到香港的其他大学中去一样。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中国经济与学术的黄金时代将要或者已经到来。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何泽、缪丽、张敏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