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并不是想对中国的富人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而是希望指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传统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其财富向下涓滴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阶层，特别是急剧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暴富阶层，其财富向下涓滴的比例却很小。道理很简单：富人要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需要的是最精致的产品。这些产品，一般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发达社会才有。比如，在一个大多数还吃不饱的国度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私人包机、私人游艇上的种种讲究。这样的产品，只能让那些最接近也最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设计制造。结果，发达国家的富人享受的高档商品，多是发达国家自己制造的。发展中国家的暴富阶层，其收入和本国老百姓相比过于悬殊，心理上比起发达社会的富人来，有强烈的自卑感。为了克服这种自卑，表示“老子并不比你差”，他们在消费上就特别喜欢攀比，喜欢购买洋货，一来质量好，二来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这就使他们在消费上背叛了造就自己成功的经济。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发达国家中，走均富之路的社会总比走贫富急剧分化之路的社会要健康。日本是前者的一个典型。关于日本，有许多传说。比如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本企业普通职工的10倍，企业破产时老板经常把最后一点钱分给职工然后自己自杀等等。虽然不一定可信，但是这些传说总有若干现实基础。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之一。到20世纪60年代初时，全民医疗保险、终身雇佣制度等等就已经确立。日本穷时，没有多少富人能到国外挥霍，即使偶尔有些也无法成为炫耀性的时尚。日本富时，几乎全民都成了被世界旅游业所追逐的富裕游客。再看日本的国内市场，“国产”经常是昂贵的同义词，“进口”则有廉价之含义，不管是从中国进口还是从美国进口。
中国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强调“改善投资环境”，要让企业赚到钱，对弱势阶层缺乏保护。其意图不能说不好：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其财富就能迅速“涓滴”到下层社会中，使穷人受益。殊不知，如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过远，则会使贫富分化迅速达到惊人的地步。当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巨富集团、使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脱离本社会的正常消费水平时，他们就不会选择在本社会消费了。
我在这里不是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提醒我们的社会：不患不均则必患寡。社会公平问题不及时解决，迟早要影响社会的效率。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仅靠他们无法扩大内需。这就需要政府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创造出内需来。具体地说，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要加强社会服务的质量，比如，医疗、教育、退休金等等。在这些领域，因为长期欠债过多，要补的洞非常大，仅此一项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内需来。比如，政府可以给所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个“教育红包”，其数额足够支付这个孩子到任何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费用，并规定任何学校不能拒绝接受。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不同的下一代，不同的未来。至于哪个房地产商要破产，那实在不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
做个有良知的富人
2008年“5·12”大震灾，举国皆恸。劫后全民捐款，支持遇难的同胞。不过，舆论中不时有对富人的不满，说他们捐出的太少。当然也有给富人们辩护的，比如有人说，富人的钱全用于生产性投资，一时能拿出来的现款并不多。大家不要逼人家捐钱。言下之意：不要用道德来干预市场经济的原则。
这话也许有些道理。如果你看到一个富人家产万贯，平时省吃俭用，他确实可能是把钱都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一时拿不出来；而且如果一下子拿出来很多，甚至可能影响我们社会的生产力。可惜，老百姓愤怒，是因为他们眼中的富人并非如此。如果钱都用于生产性投资，怎么会一只游艇几百万、一张名片几十美元，或者拥有几栋豪宅呢？
许多人自诩为市场经济的信徒，一直鼓吹不能把市场经济的规则道德化。我则一直说，这些人大概从来不看亚当·斯密的作品。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外，另一部巨著就是《道德情操论》，而且晚年一直在改写，其价值绝不在《国富论》之下。最近国际学术界掀起一股亚当·斯密热，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就是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亚当·斯密理想中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人性是善的，人会由自爱而爱人，这些有道德的人自由竞争，当然会有利于全社会，而且不用政府来管理。
其实看看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富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要不断通过各种慈善事业说服社会：他们会由自爱而爱人，他们富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这种好处总是非常直观地、实实在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是自由。这一自由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大家都很熟悉，市场规则下的自由竞争。不过这一层面的成立，还有赖于一更深刻的层面，那就是社会大多数人都同意按照市场规则而竞争，不去寻找其他规则。如果大部分人认为市场竞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凭什么要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他们一退出，市场规则就没有办法玩了。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赢者要不时地给输者一些好处，说服对方不要因为赢不了就退出比赛。怎么说服那些输家继续自愿地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才是市场经济的最深刻的问题。
富人的捐款，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富人在这种捐助中的口号是：我赚钱不是为我自己。我最终要取之社会还之社会。钱最终还是大家的。我掌握那么多财富，是因为我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些社会的财富。钱放在我这个最懂得经营的人手中，对社会最有好处。这样，那些在市场经济中输了的人就心服口服：还是你有本事，那么就把钱交给你吧，拜托了。大家就不会因为输了而退出比赛。
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富人深谙此道，他们捐助起来也非常漂亮，很值得中国的富人们学习。这里我特别希望介绍的，是一种叫“对捐”的方法。比如在美国，许多募捐都是这样进行：某大款公开或者私下匿名许诺，为了某一公共利益，希望大家踊跃捐款，等大家的捐款总量出来，我一比一地拿出对应的捐款。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捐100万美元，那么我一个人就比照着捐100万美元。甚至有按二比一来进行“对捐”的。这样的好处不仅是自己做了好人，而且唤醒了全社会的责任感。要知道，美国一般老百姓也很热衷于捐助。如果大家知道：我捐1元，就有另外一个人对应1元，那么我拿1元就能做2元钱的好事。何乐而不为？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就经常采取这样的方式鼓励大家捐赠。
2008年大地震，许多学校的建筑因为粗制滥造而倒塌，孩子的死亡率特别高。痛定思痛，如果有位富人站出来说一声：我们要保证学校有最好的建筑，再不能让这样的惨案发生。我提议大家捐款改造某地的学校建筑，大家要能捐100万，我也拿出100万来！这样的富人，当然更容易说服大家：他富了全社会都会跟着受益。
这次大震灾，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道德和人性上重生的机会。我希望中国的富人们，也能同样地获得重生。可惜的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人：市场经济的再诠释
最近，罗伯特·里奇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发表文章《奥巴马经济并不意味着大政府》，试图对美国的左翼经济哲学进行重新界定。罗伯特·里奇曾被称为是美国“最为自由化”或者说最左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并非边缘人物，他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深受右翼的尊重。他是克林顿夫妇的多年密友。1993～1997年间出任克林顿的第一任劳工部长，2008年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成功的10位内阁成员之一。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也把他列为当今美国十大经济思想家之一。从1982年起，他就不断著书立说，为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次《华尔街日报》在评论版头条位置让出将近半版的篇幅，让他总结奥巴马的经济哲学。
罗伯特·里奇不辱使命，以非常清晰的逻辑，陈述了奥巴马经济的基本信条。依照传统的俗见，民主党主张大政府，要通过高税率来增加政府收入，进而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福利，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去年大选中，奥巴马就被对手称为“社会主义者”。共和党则是小政府党，要通过减税刺激经济，限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罗伯特·里奇则提出，大小政府之争已经不是两党政治哲学的主要分歧点。真正的问题是：应该首先给穷人减税，还是给富人减税。用我们中国当今流行的话来说，那就是应该先保护穷人，还是先保护富人。
根据奥巴马的预算，在未来10年，联邦税收将降低到其GDP的19%，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政府开支将降到其GDP的22.5%左右，和里根时代大致相同，其中非国防的可支配性开支为其GDP的3.6%，是1962年以来最低的。因为经济状况很难预测，这样的预计也许太过乐观。但是，至少从其政策的意向看，说奥巴马搞大政府是说不通的。他和里根一样，目标都是要减税。
里根经济和奥巴马经济真正的区别是给谁减税。里根经济建立在“涓滴效应”上：当政府给那些最有生产力的人（大致也就是收入最高的人）减税时，就会刺激这些人更努力地工作、加大投资，这样人人都可以受益。里根经济毫无疑问开始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但是，在里根减税之后，美国的中等工资增长速度放缓了（计入通货膨胀因素）。而在小布什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后，中等工资竟下降了。1980年，美国最富的1%人口占有着9%的国民收入；到2007年，这同一个阶层占有了22%的国民收入。罗伯特·里奇并不否定里根式的增长，但他认为这种增长的动力是自上而下的。
与此相对，奥巴马经济追求的则是自下而上的增长。根据奥巴马的计划，联邦政府从2011年起将在占人口2%最富的人头上加税。这些收入主要用来增加给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奖学金、给优秀教师支付更高的工资、普及医疗保健、强化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这一系列措施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普通美国人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95%的美国家庭都将享受减税带来的实惠。
罗伯特·里奇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当今这种全球化的高技术经济中，里根经济已经过时，必须为奥巴马经济所取代。里根主义经常把公共投资视为浪费的行为、不是对未来的投资。从1980年以来，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计算，联邦政府在教育、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研究上的开支全面萎缩。这种市场经济把效率的重点放在了降低成本上。低工资、低税收、低管制成了竞争力的核心。但是，在如今这种全球高度整合的时代，资本流动不会被国界所限制，而是要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美国不具备低工资的“优势”。但是，如果美国的劳动力受了良好的教育、健康、劳动生产率非常高，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持，那么，在未来低成本对高劳动生产率的全球化竞争中，美国就有胜算。如今美国基础设施破败，普通家庭的孩子难以承受一流的教育，甚至许多人连医疗保险也没有。在当前这种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许多人自顾不暇，难以有长远打算，更难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如果政府对此坐视不管，美国人的素质就会越来越低，在高技术的全球经济中也得不到资本付出应得的回报。一句话，对于美国来说，低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