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绕过法国内陆，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直达“低地国家”，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庭，并在地中海上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城市国家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16世纪末，这一地区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经过了80年之久的独立战争，以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终于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阿姆斯特丹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取代了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深刻金融革命的果实，不仅标志着第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把世界带进了现代。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第一帝国，也是世界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2000万，而且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世界主要的硬通货。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150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是哈布斯堡的对手。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13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尼德兰属于“低地国家”中的后起之秀，秉承了“低地国家”从意大利学来的金融传统。不过，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首创了国债，但国债的发行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迅速摆脱了这一强制模式，把国债放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不仅各国投资人都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购买国债，而且各国政府也通过这里的银行发行自己的国债。也就是说，国债的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
而意大利的国债发行，对外国人防范很严，比如不让外国人直接认购国债，在次级市场购买后又削减其利息等等，生怕自己的财政被外人控制。总之，荷兰的国债几乎彻底市场化了。再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这种股份公司的出现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意大利式的贸易伙伴是一次性的。商船出一次海投一次资，满载而归后大家进行利润分成。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以上航行的长远规划。上市公司则不同。投资人通过买股票投资，但无权临时撤资，要拿回钱来唯一的办法是在市场上抛售自己的股票。这样，公司有了稳定的资本投入，在投资者需要钱时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荷兰金融”之所以能有这些创新，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所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像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方能实施。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发行国债时不必强制，只要利率有吸引力，投资人自己就会主动购买。
购买的人多了，国债就走俏，政府可以压低利息，借起钱来也就便宜。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在非常高的利率利诱之下，否则不会贷款给这样的王室。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打了80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其中，耗资甚巨。哈布斯堡需要借债时，利率一般都是两位数，有时甚至达到20%以上。尼德兰一方因为有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金融市场，而且政府金融信誉又好，借债时利率也就五六个百分点。这样低的费用，使尼德兰一方在危急时刻可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负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尼德兰获得独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了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到这里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了“光荣革命”，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造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个大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他坐稳王位后，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用荷兰的金融体制，发行国债以解决财政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国债的偿还。他从荷兰带来的一批金融专家，也正好可以帮助其在伦敦确立起
这种制度。“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行国债借钱。
[1]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编者注
金融民主
发展到“荷兰金融”，西方的金融体制已经进入了现代。那么，这种体制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金融民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股票也好，政府债券也好，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投资人对发行股票的公司或发行债券的政府的一次公决。比如，一个政府是否能借来钱，要看是否有投资人买它的债券（也就是投它的票）。借贷的费用有多少（也就是利率多高），也要由市场来决定。在这个领域，政府没有垄断的权力。事实上，从尼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的80年战争就可以看出，权力越受限的政府，越受金融市场的拥戴。权力越独断的政府，越受金融市场的排斥。正是这种金融民主，使看似弱小的尼德兰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第二，这种金融民主降低了参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一张股票、一张国债，金额有限，小百姓也可以投资，几个大财团再难一手遮天。第三，那些没有资本却具有能力的人，也可以从股票市场获得资本，白手起家地创造大事业。总之，金融民主扩大了金融参与。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只有尊重这个金融市场才有出路。
金融市场通过扩大金融参与，能够把社会各个角落的闲置资金都调动起来进行生产性投资，负责的政府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机制以比较低的利息借钱应付危机。因此，健康的金融市场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要解释金融市场的魔力，我们不妨从生产者和投资者两方面来着手。
先检视生产过程。前面提到的那位明清时代的江南农妇，每天一早抱着自己纺好的线到集市上出售，并马上用所得的钱购买原材料（即棉花）回家继续生产，次日早晨再抱着纺好的线到集市出售，用所得购买原材料，如此一直循环下去，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她当然有利可图，但利润会非常小。比如，当有一天她看到棉花价格降低时，她没有钱购买更多的棉花存起来；当棉线价格降低时，她也很难把手中的产品压着等待价格的反弹。当然，她更不可能趁棉花价格低、棉线价格高时大量收购棉花、并雇用纺线工人加大生产量。只有当低息的信贷出现后，她才能做到这些，从而成为一个纺线厂的老板。
中世纪意大利海上贸易商的伙伴关系则在这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当商人看到远程贸易有利可图，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时，他可以和投资者形成贸易伙伴，用别人的钱扩大贸易规模，赢利后大家按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种方法已经有上市公司的雏形了。但是，此时他的贸易规模仍是受限制的。因为双方的合作是一次性的，他只能先出一趟海，回来赶紧和投资人分享利润，然后再寻找下一次的合作伙伴。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半年，也许一年。他很难有长远规划，也很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资本供应而错过大好的贸易机会。
另外，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体制，即使是大宗的生意也发展得很慢。比如，佛罗伦萨的经营毛纺织品的商人，要通过海路到西北欧“低地国家”的纺织工人那里去购买产品。由于没有金融信贷，他们首先必须贩运大量的金银货币到采购地。仅此一项就颇耗资金。海上运输本身就需要时间，而且那时海盗横行，金银是其首要的目标。等把钱运到，购买了产品，已经消耗了几个月，再把产品运到销售地，售完后获得现金再开始下一个循环。那些毛纺织工人，也必须等待卖出自己的产品拿到现金，才可以购买原料从事再生产。如果采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需要一年，那你就得等待商人赢利后拿着钱回来采购，否则无法开始下一轮的生产。
为解决这些问题，意大利的商业集团首先发明了汇票（bill of exchange，或称银行券），用它代替现金支付，省去了贩运现金的费用。汇票这么一张纸之所以能够代替金银被人接受，在于这些商业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信誉：你图方便可以随时用汇票进行市场交易，需要现金时也可以拿着这张汇票到任何一个支行兑换成现金，甚至可以在市场上将汇票出售给第三方。另外，商人可以通过汇票预支给生产者必要的生产经费，让他们不必等自己销售完产品赚了钱回来后再开始生产。这其实就是信贷行为。后来，荷兰首创了上市公司，投资人购买公司的股票后，不可随意撤资，只能把股票拿到股市上抛售。这样，生产者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投资，可以进行长远规划。要知道，欧洲殖民者之所以成功地开发了美洲，仅仅“掠夺”二字是无法解释的。“掠夺”需要大量而持久的经费来支持。美洲开发的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有长期的金融信贷。否则，欧洲人就要再等几年，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船卸了货，出售完商品并获得利润后，再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的航行。在这期间，等米下锅的美洲殖民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拓展停下来，美洲的发展就会如蜗牛一样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