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追赶的原因一个是工业技术经过优化后导致机器价格下跌，用机器替代人力即使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欧洲大陆也变得“划得来”了；另一原因则是这种工业技术的能源效率有了戏剧性的提高。试想，如果大家都效仿英国的工业模式，使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机，那么对煤炭的需求就会随着蒸汽机的数量而翻数倍，造成煤炭价格飙升。这就像当今全球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导致油价的飙升一样。在这种能源升值的情况下，最吃亏的当然是能源进口国。但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改善，其生产1马力能量所需的煤从45磅降低到2磅！也就是说，即使是蒸汽机生产22.5马力的能量，对煤的需求依旧是2磅，由此推理，在蒸汽机技术改善的情况下，煤的价格不应该有大的上浮。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那些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才能在工业化中追上来。
如今，以生产每1000美元的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计算，中国是2.44吨，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浪费能源的美国为0.59吨，在能源对外依赖上和中国不相上下的日本则仅为0.26吨。这大致反映了各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是说，中国每生产1000美元的GDP，要比日本多消耗数倍的能源（排放量不仅涉及能利用源效率，而且关乎防污技术。中国的排放量固然比日本多近10倍，但考虑到在防污技术上与日本的差距，每生产1000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可能比在排放量上所显示的与日本的差距略低）。如果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标准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就没有必要进口石油了！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战略思维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和美国在减排等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积极。中国正在酝酿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也比美国要高。可见，在环保、减排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前，中国正从被别人拉着走而转向先他人一步。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就可能拉着别人走。这实在是中国扮演世界领袖的最好领域。
节能、环保、减排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战略，同样也应该是中国的生活战略。中国的富人有一种效仿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能：私家车、大房子所代表的“美国梦”，也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公共交通越来越被富裕阶层所放弃。然而，私家车、大房子适合的是地广人稀的美国社会，并不适用于中国。相反，像日本那种依赖公共交通、居住集约化的小房社会，才应该是中国效仿的典范。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但生态环境却比中国好得多，人迹罕至的森林和原野覆盖了大面积的国土。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虽然在“二战”后也面临着“人轻物重”，但最终还是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
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18、19世纪的世界。“人重”虽然依然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但靠“物轻”成为大国几乎不可能实现。更可能的现实是“人重物贵”。不过，贵的结果是慎于用物，降低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进而减缓物贵的压力，做到相对意义上的“物轻”。所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成本，仍是大国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人重物轻”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指导性战略思维。
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
200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而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突变。这种认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对人类命运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以来，人口的过分增长，一直是人类命运的一个巨大威胁。当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没有被决策者接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2004年，新的人口论又横空出世。
其中两本最引人注目的书是菲利普·朗曼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本·J·瓦滕伯格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如何塑造未来》（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另外还有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这些研究，都依据联合国2002年对世界人口的最新预测，向世界发出了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的警告：世界人口马上将开始萎缩。这一萎缩，由于速度过快，将会带来全球老龄化，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一些大国将因此沦落。其中东亚是老龄化的重灾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将面临老龄化的威胁。如果现行的人口政策不改变，中国内地经济到2025年左右将丧失动力，“中国的崛起”也就无从谈起。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级大国，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人口增长了50多倍。当美国刚刚独立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自拿破仑以后，法国基本上没有独立地打赢过一场主要的战争，也不像美国有着超强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200年中，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两倍。如果美国的人口也仅仅增长这么多，今天的美国就只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了，在国际上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儿。法国在现代欧洲争夺霸权，每每败在德国手下，原因之一还是人口。19世纪初，法德两国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15。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超过所有西方国家，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体，1986年国民人均所得超过美国。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人口年龄比西方国家的年轻。但是，1990年日本经济迅速衰落，至今依然一蹶不振，一大原因就是其人口迅速老化。中国近1/4世纪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密切相关。
世界人口从16.5亿增长到60.7亿，现在确实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以中国而论，有限的资源如果支持3亿人口，远比支持13亿人口要轻松得多。特别是当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就会出现物价飞涨、劳动力价格跌落、大批年轻人失业，甚至饥荒和战争。但是，人口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一旦人口下降势头过猛，现有人口结构就会出现大规模改变，造成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
在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人口下降的基本因素是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的结果，就是老龄化，提高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对经济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比如在中国，现在70岁以上的夫妇常常有3个以上的孩子，3个孩子赡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这些现在40多岁的人到了70岁后，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可依赖，孩子的担子就重多了。社会养一个老人，比培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大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考虑到昂贵的教育费用，一个孩子消耗的社会资源还是比一个成人少28%。但是，一个老人则比一个工作的人多消耗27%的社会资源。因为老人需要的医疗费用太大。所以，如果爷爷多孙子少，经济就会不堪重负。
仅举几个发达国家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在大萧条时建立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办法是让年轻人把一部分收入存入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退休后国家每年给老年人发放一定的退休金。在20世纪30年代，工作人口和老人的比例是41:1，这个制度当然好维持。如今，这个比例变成了3:1，也就是说，虽然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取钱的还是一个人，但过去有41个劳动人口往里面存钱，现在存钱的只有3个人。结果，美国现在的社会保险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德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现在德国的退休金已经占了GDP的10.3%。万般无奈，只好削减退休待遇。即使如此，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到2040年，德国15.4%的GDP都要用来支付退休金。劳动力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6:1下降到1.4:1。
一个国家的GDP，是该国劳动人口生产量之总和。意大利的劳动人口到2050年预计下降41%，要想维持零增长，那些所剩无几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就必须提高同样的幅度。但是，社会越是老龄化，提高现有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难。跨国研究显示，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企业创新精神的衰落。比如当今的中国和印度，虽然制度缺陷很大，但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是5:1，企业创新精神十足，经济得以高速发展。日本的这个比例最低，企业创新急落，十几年经济停滞不前。其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上花钱越多，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资就越少。通用汽车公司现在平均一个工人要养两个退休人员，退休金债务高达192亿美元。如今，老人的福利要消耗掉美国GDP的9.4%，到2040年，这个比例可能到达20%。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在现在30岁的一代人退休之前，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可能消耗GDP的1/4～1/3。试想，如果1/4～1/3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现有的劳动人口还要吃饭，国防、自然灾害等同样需要相当的开支，那么剩下的钱，有多少可以用于教育、科研和投资呢？
在过去几十年，老龄化一直被视为是发达国家的“富贵病”。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了全球性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当今四五十岁的这代人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组织（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的人口学家预计，到207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的顶峰，随后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已经开始急剧下跌了。比如，在未来50年，德国丧失的人口几乎相当于现在居住在原东德地区的全部人口。日本人口会萎缩1/3，这相当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时的人口下跌率。而现在，俄罗斯的人口就以每年减少75万的速度在下跌。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传统的高出生率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出生率下跌是如此剧烈，以至于墨西哥的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得多。美国用了半个世纪才将其中等年龄从30岁提高到35岁。墨西哥在2000～2050年间，中等年龄将提高20岁。2050年，预计美国的中等年龄是39.7岁，墨西哥约为42岁，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年龄比发达国家的还大的奇特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