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股改震乾坤
股改急先锋李青原
说起国有股流通，在20世纪初叫“减持”，当时国企上市后，减持一部分国有股，把兑现的钱划入社保基金。这种把国有资产变现为老百姓养命钱的做法，应该是不错的。当时的减持，是在股票首发和增发时减持融资额10%的国有股，不是在市场里直接抛，而是转了个弯来抛。随着市场的下跌，2001年10月22日，证监会叫停了国有股减持，不过仅限于内地，境外上市的公司依然减持。2004年2月1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在这个办法中，我们看到国有股是可以转让的，不是在二级市场转让，而是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场外协商来进行转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当时说，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绝大部分是蓝筹股，不急着转让，“慢慢卖还能卖个好价钱。”
股民们于是惦记上了这事儿，国有股最终是要抛到市场上来的，是要与股民争利的。为此一有这方面的响动股市就大跌。
2004年2月24日，国资委召开工作会议。国资委开会，股民就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绷紧神经。这是造谣者绝佳的出击战机，于是股市谣言烽火连天。谣言声称国有股马上要减持，结果上证指数狂跌100多点，从1730点跌到1628点。李荣融立即出面澄清：这是假消息，国有股全流通需要找到好时机。随后他不客气地说：“要想赢，大家都得让着点。”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态势，让市场更加紧张。没说现在就揍你，揍还是要揍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庄家”说这种话，市场还能走好嘛。
股民的紧张并非没有道理，??有股流通出来，似乎毫无规则可言，今天这种方法，明天那种方法，时不时弄点出来。“鲁滨逊在无人的荒岛上，忽然发现一只脚印。”“世界遭到灭绝，只剩下你一个人，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想想吧，这种心理的紧张所带来的折磨。这叫啥投资市场？完全是在玩“术”嘛。
当股民被玩得神经兮兮时，市场质疑声响成一片。2004年3月初，有传言说吉林敖东递交了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方案，公司股票在3月15日和16日被紧急停牌。3月17日吉林敖东发布澄清公告，吉林省财政厅向国资委报送了《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份转让的请示》，但国资委没有受理；同时吉林省政府也向证监会出具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荐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非流通股份全流通试点企业》的信函，证监会也没受理。
这说明上面的意见还没统一，证监会管着股市的大门，先把门关了再说。直到2002年6月23日晚，各方才达成一致，国有股减持正式叫停。股民视此为重大利好。次日，沪市大涨144点，深市大涨297点。
证监会与国资委第一次PK，证监会胜出。到2004年底，沪深两市共计转让国有股53.11亿股，金额达158.75亿元，平均每股转让价格为2.99元。证监会胜出，是国资委让着你哩，他觉得这个场外的转让价很不合算，所以想在二级市场上转让，也就是“全流通”。
2004年7月26日，媒体刊登了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在“股权分置与资本市场制度风险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叫“国有股减持”，后来改为“全流通”，现在改了一个叫法：“解决股权分置”。谢庚解释说这三个概念不同，“减持”是国有资本退出；“全流通”使不可流通股份具有流通性质；“解决股权分置”是个改革概念，就是实现同股同权。概念阐述得很精准，可不管谢庚怎样解释，股民们都认为这是玩文字游戏，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国有股要抛出来啦！
有媒体评论说，国有股抛出来，会对流通股股东的私人财产造成侵害。因为流通股股东在购买股票时，是以流通股不能减持为前提作出决策的，也就是说，流通股股东之所以愿意以当时的价钱买入股票，是考虑到国有股不能流通才接受这个价钱，现在突然可以流通，就是国家对私人财产进行强制性贬值。还有媒体发表社论说，国有股是人民的财产，要通过减持筹集的社保基金也是人民的财产，人民虽然把财产的日常管理权委托给了政府，但是遇到国有股减持这种重大问题，需要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讨论。从法律上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具有对人民财产的最后表决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审议或专门立法，才能从程序上保证国有股减持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一句话，先前把股票卖给股民是有承诺的，即国有股是不流通的。现在这个承诺废掉了，股民当然觉得当时买的价不值了。这是不能用“都是人民的财产”来混淆视听的，这是个“诚信”问题。话说得合情合理、情真意切，可“对此漫嗟荣辱”是没用的。股市的发展已否定了投资性，要让其回归，必须解决其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问题。怨承诺废弃，怨回报甚微，怨黑庄操纵，怨与民争利，光怨有什么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伤害自己的感情，你就不能正直地思考。”媒体的情商很高，观点也对，但出路何在？在畸形的股本结构下，我们的股市会走向哪里？
谢庚的文章发表不久，《证券市场周刊》刊登了证监会规划委主任李青原的观点。她认为，从监管的角度讲，全流通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必须果断试点。此语一出，股市又应声大跌。说到股权分置改革，就必须提中国股市创立时期的第一代女将李青原。
李青原是在2002年7月，应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邀请，出任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当时李青原担任高盛（亚洲）的国际顾问和凤凰电视台的首席评论员，年薪高达上百万美元。不过证监会需要她，她毅然放弃了香港的一切。李青原到规划委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负责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白皮书，虽然这份白皮书最后没有发表，有些内容却写进了国务院出台的“国九条”。第二件事就是力推股权分置改革。李青原以直率敢言成为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鼓吹者，她是第一个提出全流通的证监会官员。
2002年12月，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后，李青原由规划委办公室主任改任规划委主任。在尚福林的全力支持下，证监会成立了全流通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李青原和规划委委员波涛（就是那个仗义执言的猛士），以及市场人士李振宁三人组成。
李青原在市场上引发了三次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讨论。在2003年10月30日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她直言：“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做任何事情都走不动。”“女侠”登场，出语惊人。市场一片哗然，指责多于赞同。生存就得发展，发展就得付出重大的牺牲。而这时，“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的市场人士还真是不多。李青原直言后的第十天，尚福林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署名文章，首次对全流通问题公开表态，力挺李青原。
2004年1月10日，在第八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李青原明确表示，2004年是解决全流通问题的一个好时机。不过话音刚落，当年4月宏观经济调控开始，对全流通问题证监会内部意见还不统一，所以这个好时机没有到来。2004年9月15日，《新京报》报道了证监会主席对股权分置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股权分置问题对价格形成了重要影响，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流通股东，对非流通股东也不利，必须通过解决股权分置，让A股变成“含权股”。显然在证监会里，尚福林再次声援李青原。然而这时的股市如同垂危病人，上证指数缓缓地向1300点躺下去，喘息着。股民们望着不死不活的市场，“十年梦、屈指堪惊”，很无奈。
不在“喘息”中爆发，就在“喘息”中死亡。一年快过去了，上证指数已从1700多点跌到1200点。“女侠”急了，2004年12月，第三次大声疾呼，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但响应者还是不多。2005年1月15日，在北京第九届中国资本论坛上，李青原继续她的第三次呼吁，2005年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如果快的话，上半年就要解决。”
“你们把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那时证监会内部有人道。显然，证监会里还有人反对，对于这些人来说，与其改革，不如维持。但维持不是发展。
的确，同股不同权，国有股股东不关心自己的股票价格等，都是股权分置导致的不合理现象，使我们的市场一直畸形地维持着。大家都知道解决这个问题会使市场更合理，但改革要付出代价，让已经为股市发展至今付出巨大代价的股民，再为股市设计之初的不合理这样的历史问题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股民们会不会接受呢？2004年8月18日，《中国证券报》公布了与深圳华鼎市场调查公司联合调查的结果，他们对全国20个城市进行了股权分置的调查。有42%的投资者表示赞同股权分置改革，有32%的投资者表示不赞同，有26%的投资者表示无所谓。这说明，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希望付出代价来发展出一个全新的股市，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足以让管理层敬佩。
“男侠”波涛的“三文”和“女侠”李青原的“三言”，奠定了股改的理论基础；股民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奠定了股改的现实基础。“两基”建立，时机成熟。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通知》，正式启动困扰我国证券市场15年之久的最根本制度性缺陷的解决程序。一场股市“大革命”开始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05年5月，“五一”长假过后，第一批全流通股改4家试点公司上路。当时证监会唯一担心的是，节后开盘，大盘若疯涨咋办？事实证明这种担心非常幼稚。5月9日，上证指数和深圳指数分别大跌2.44%和3.97%。这一跌，导致谴责之声骤起，反对派乘势发飙。一时间，形势对改革派非常不利。
接触过尚福林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个不善与人争论，看上去非常随和的人，每次与专家谈话，他总是寻找与对方的共同点。但《中华工商时报》原副总编水皮认为，尚福林的这种随和，恰恰具备了整合能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一个多方面的统一战线，为打赢股改战役做好准备。随和只是尚福林性格的一面，随和的人往往在认定方向后，会体现出性格的另一面：异常强悍。尚福林的另一面，完全就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自2005年5月启动股改，随和的尚福林开始发力，显出他强悍的一面。看到“五一”节后形势对改革派很不利，他马上大声疾呼：“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意思很明确，不管市场什么反应，都得给我上！他向国资委和财政部等部门下发强势规章，强推股改前行。宁可???四万义军同日死”，也不准后退半步。2005年5月23日，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总裁管维立在《中国股市的荒唐一幕--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又称“三万言书”）中，批评股改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试验。这下惹恼了不善与人争论的尚福林，他态度异常强硬地立刻召集专家写文章给予坚决还击。“狂生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想惹我？门儿都没有！一夜间，人们发现尚福林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斗士，市场的谴责之声渐渐低落下去。
斗士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行动，坚定不移地朝着他的目标前进。在“六六顺”沪市破千点的前后几天，尚福林前前后后为股权分置改革和“救市”忙得不可开交。
6月2日，尚福林赴上海考察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官员一起讨论关于对券商给予贷款的支持。当时上证指数跌到1008点，申银万国打出热烈欢迎来自人民银行总行与证监会的领导的条幅。欢迎没有白费，10天后，中国人民银行给予申银万国和华安证券再贷款的支持。给钱，狠狠地砸，我要股市见“红”。
6月3日，尚福林向上海140多家上市公司老总游说股权分置改革，对试点方案仍然很乐观，对市场中出现的反对意见和激烈争论表示了理解，“老百姓买白菜还要讨价还价哩。”他说。话说得很客气，可态度坚定：讨价还价可以，但必须买！
6月4日，周六，证监会召开内部会议，统一意见。既然已经射了箭，就不允许“飞矢不动”，不允许再有反对的声音。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股改方案推出后，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来确保股改成功。“所以一定要让股市直接回升，给老百姓信心，这样大家才能支持改革。”尚福林坚决地说。
6月5日，周日，证监会在北京召开基金公司联席会议，有200多家基金公司参加。尚福林在会上扮红脸道：“要讲大局，服从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局；要讲政治，支持股权分置改革。”其他的领导扮白脸，敲着桌子警告基金管理者们：“决不允许砸盘！”这次会议当然也给基金管理者们一些好处。《香港商报》报道了这次会议给出的好处：上市公司允许股份回购，银行系基金可以入市，基金公司可以用资本金购买基金等。“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基金管理者们必须全盘接受。
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了，等着“六六顺”这天的好戏。果然“六六顺”这天，上证指数只在一瞬间给人们看了看998点，止跌回升，以1034点报收，涨2%。尚福林舒了口气。这时深刻领会管理层意图的券商和基金管理者们，正在紧张地组织敢死队，准备肉搏。
6月7日，海通证券研究所紧急召集机构投资者开了电话会议，向这些机构传达“研究结果”：“我们的主要意思就是认为中国股市的转折期马上就要到来。”这可以视为敢死队的战前动员。当天，股市高开，但股票只要涨一两毛钱，就会有大量抛盘涌出，长期的熊市，使人们的心态非常脆弱。股民们大都已是“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一些被动员起来的机构，杀了进来，奋勇承接抛盘，最后扛住了跌势，上证指数收在1030点，只微跌了3点，留下一根搏杀后的长长的上影线。
6月8日，“神秘资金”入场了，气势锐不可当，如同机械化部队横扫敌军阵地。浦发银行、国电电力等十几只大盘股集合竞价后涨停，而占上证股指重权近1/10的中石化，开盘半小时，也被疯狂地拉至涨停。看到有大资金充当“拼命三郞”的角色，一些还有一点资金的股民也跟着冲锋，纷纷扑向电脑，买进股票。成交量一时间放大，当时成交了320亿，沪深两市涨幅均超过8%，上证指数收于1115点，终于摆脱了1000附近徘徊的危险局面。“不见王师久”的股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尚福林笑了。
6月10日，尚福林得知股改第一股--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顺利通过股东大会的表决，他委托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杨华致电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