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沈阳人赵新先是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药局的主任，他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投资的500万，和几个年轻人研制了三九胃泰，并在深圳笔架山创办了南方制药厂。1987年1月南方制药厂投产，第一年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就获得了100%的投资回报。三九胃泰一炮打响，成了部队企业的“金娃娃”。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用1亿元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挖走了南方制药厂。有了总后勤部的部队背景，“金娃娃”长大了，南方制药厂变成了三九集团。1992年，在国企还不能让外资控股的情况下，三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花旗集团合资，组建了深圳正大三九药业有限公司，外资控股高达61%，这就是部队的“特权”。1998年，部队与民争利的混乱局面结束，军队必须与下属企业脱钩，部队的光环一褪去，“灿若桃花”的一个个烂疮也显现出来。这批垃圾企业也得解困呀，三九集团“两肋插刀”，勇气可嘉地接手了上百家资产很烂的军队企业，为拯救这些企业，三九集团几乎为此提供了20亿元担保。建设银行当时感到巨额担保存在风险，提出减少6000万信贷额，结果三九集团一下子归还了7.5亿的贷款，对于这种大将派头，建设银行吓回去了，不敢再提减少信贷。
但是那些烂企业钱到手后，大搞小动作，并不一定能改善其经营。没钱已烂，有钱更烂。贷款一到期，银行就找三九集团要钱，于是三九集团的负债到达98亿元。大将派头没用，有钱才能有派头。为了资金周转，三九集团不得不占用三九药业的资金。赵新先把三九集团的资产从500万弄成200多亿，从几个人发展到2万多人，为部队解决了许多转业干部和复员兵的就业问题，功不可没。但占用上市公司的钱，损害股东的利益，罪亦不可恕。
“通报过的企业没有哪家的一把手敢站出来认错的，赵新先是第一人。”这是史美伦与赵新先谈话后说的。很少有一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集团公司最终能把集团公司搞好的，风光了十多年的三九集团也开始日落西山，每况愈下。2004年5月16日下午，国资委常委书记李毅中宣布赵新先免职，同时又赞扬了他对三九集团作出的贡献。功过谁评说？赵新先个人没问题，问题是体制上的。一家好企业救一批烂企业，如果都是国企，有个共同的家长，还好说。老爸发话了，收入高的大哥必须救济下岗的小弟，虽说大哥不乐意，可毕竟是一家人，弄来弄去不影响家庭经济，这就是计划经济下的做法。市场经济了，大哥的钱不完全是自己的，而属于市场，家长发话了，大哥没办法，拿钱救济小弟，社会股民不乐意了，凭啥拿公司的钱救济你家的小弟？赵新先没办法，史美伦也没办法，因为家长管着他们哩。
这就是国情，史美伦抡了半天的剑，结果发现她的武功在内地不管用。
铁娘子黯然“退市”
彻查了“三九”，可还有“四九”、“五九”，内地市场是个法制不健全的市场，甚至是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市场。比如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造假导致股民损失可以进行赔偿起诉了。此后直到2006年，共有20家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遭到投资者起诉。其中已开庭的审理案件共有11起，只占55%，有6起原告人数较少的案件已经结案。在已结的案件中，除三九医药在判决后被告自动向50位投资者履行赔偿义务、大庆联谊小部分投资者经法院强制执行获赔外，其他均是调解或和解结案的。除这11起案件外，其余的案件到2006年都处于受理不开庭的状况，济南轻骑案和郑百文案甚至落了个开庭不判决的可笑结果。20起案件中，只有两例判决胜诉的，其中只有大庆联谊案在胜诉后，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使全部投资者获得满意赔偿。在6起已结的案件中，大部分投资者只能选择较低的赔偿以换取和解，对于长时期的“耗”，投资者却步了。在这些案件中，只有300名投资者得到赔付，赔付金额只有500万元。以20家公司来平均，每家只有25万元的“造假成本”。
“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判决，判决不执行”已成为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的现状，市场人士悲叹，“保护投资者权益”已成口号化的“美丽谎言”。
铁娘子打击的力度跟不上造假的速度。比如2000年6月30日，吉林通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招股书，以每股16.88元招股1亿股。7月3日在深交所上网发行了，7月6日公布中签率为1.017455%。中签的股民乐呀，毕竟是“百里中一”呀。那就等着上市吧。可等到的却是暂停上市。怎么了？有人向证监会举报通海高科招股书存在严重造假。2000年7月12日，证监会判给公司一个“死缓”。市场为之震动，传说猜测四起。有的说，起内讧啦，战略投资者“分赃不均”；有的说，有一批黑庄冒充战略投资者，混进来狠狠地啃了口蛋糕；也有的说，通海高科将募集到的16亿资金，10亿还银行贷款，1.1亿给了两个大股东，账面上只剩下2亿元了。
股民比较相信最后一种传闻，因为他们相信，上市公司真正想把公司做好的不多，上市为圈钱的倒不少。果然挪用资金的传说被证实，2001年6月24日，证监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冻结募股资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马上冻结了通海高科余下的那区区2亿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对此很愤怒，他将通海高科定性为欺诈上市。
股票还没上市，钱就被骗走了，也就是说，壳还没亮相，就得拍卖了。不拍卖咋办？还没上市就退市？中了签的股民岂不告你证监会，让骗子公司发股票。2001年12月30日，通海高科举行了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出了重组方案，将吉林省龙华电力10亿元左右的资产无偿划给通海高科大股东吉林电子集团。吉林电子集团加上自己的资产共16.88亿入股吉林省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龙科热电向吉林电子集团定向发股，吉电集团再以持龙华热电股份按比例与通海高科换股。然后龙华热电买壳上市。重组方案搞得很复杂，把股民们搞得云里雾里，“重组拳”打得如此花里胡哨，管理层也看得晕头转向，干脆拔出枪来，一枪崩了：不批！又等了几个月，买家换成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海高科的7500万股换成吉电股份的28500万股。
有股民跳出来质问：吉林电力的业绩难道是真实的吗？可这种质问没人响应。原始股民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赶紧让它上市，我们好抛哇。2002年9月26日，吉电股份总算在深交所上市了。那时股民们已经整整等了两年零三个月。
这事还真有一点“积极”意义。两年零三个月，那批从银行里弄出来“摇哇摇”的资金可是吃到了苦头，谁叫他们无风险套利来着？
还没上市就已欺诈，这叫铁娘子怎么管得过来。一个人手忙脚乱，哪招架得住哇。
更可气的是，退市警钟敲了半天，好不容易开启了退市通道，而另一边，“救死”通道也同时开启。
2002年1月，在退市通道尚未开启时，那些预警暂停上市的ST公司纷纷狂飙。比如ST九州，在跌至1.44元后，又一路上涨，冲高至3.17元，累计涨幅居然高达120%。退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竟然来了个涨停，非常靓丽地谢幕。为什么敢进行“生死之赌”？因为证交所提供了特别转让业务，把“ST”的帽子换成“PT”的帽子，照样可以在特别转让中炒个天翻地覆。一旦扭亏，恢复上市，更是炒它没商量。如PT白猫，扭亏后恢复上市，消息出来前连续涨停。恢复上市时价位与退市前相比，高出了123%。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特别转让”。亏损不要紧，只在转让在，连续亏三年，换个地方炒。
铁娘子看不下去了，一剑劈下去???停！2002年4月26日，证券交易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为暂停上市的公司提供特别转让服务，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直接停止交易，“PT”制度被废止。“PT”帽子不生产了。
然而中国的退市永远退不了，这边还没退下来，那边就冒出来个“三板市场”。2001年7月，代办转让市场正式开启。7月15日，海南第一投资招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招股书，发行5000万股。实际上这家公司原本是在NET挂牌的东方实业，NET市场被关掉了。这次发行，原来的法人股以1:2的比例进行配售，配售的股份约为2285万股，配售价为3.37元，配售后在5000万股中余下的部分，向社会发行，发行价每股为4.06元。2001年8月6日，海南第一投资招商在代办转让市场，即三板市场上市，争得这个市场的第一股。股价首日大涨184%，原来东方实业的股民乐开了花，原本在NET关闭时，其股价为0.91元，按现在首日收盘计算，赢利高达288%。
这种情况，退市怕个啥？只是换个市场交易而已。于是一些关闭STAQ和NET市场后的“遗留问题股”，纷纷登陆这个三板市场。“退市第一股”的水仙电器，在2001年12月10日也转到代办转让市场来上市了，上市后连续16个跌停板，股价一路跌到1.99元，随后又是29个涨跌板。在这个市场里，这朵“水仙”一会儿开花，一会儿凋谢，依然被人狂炒着，到2002年6月5日，其股价从1.99元炒到了7.19元。随后深市退市第一股粤金曼也来这个市场了。沪深股市的退市通道居然直通三板市场！这真让铁娘子绝望，内地上市公司个个都是九头鸟，杀也杀不死的。
三板市场每周只转让三次，每周一、三、五，在主板市场收市后的半小时内进行转让。转让次数太少，炒起来不带劲，有人就有意见。2002年8月29日，证券业协会发出《关于改进代办股份转让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好公司”，从9月20日起，每周3天转让改为每周5天。随后又列出几条作为“好公司”的一些条件。每天转让，与主板有何差别，大不了转让时间短点而已。
退市退市，退而换市。退市警钟敲到这份儿上，还是不敲为好。所以在指定信息披露的证券媒体，对三板行情从来不予报道，悄悄地让他们在那里炒，说出来真让管理层脸红。
这就是中国国情。史美伦再严厉，再努力，抓了很多的坏人，坏人从法院的前门进后门出，靠“铁娘子”的一己之力焉能战胜内地的国情？不能说她完全没有成效，在她的严厉监管下，国有股不能流通的市场生物链渐渐出现裂痕，于是股市如同失去控制的风筝，一路飘落。有些人自然会把网络泡沫破灭后的漫漫熊市归咎于史美伦的严厉监管，虽说这并不公正，可证监会或许最终也难扛住来自利益各方的压力。“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渐渐地史美伦也会觉得力不从心的吧。
2001年1月29日，在香港举行的“2001年度杰出领袖选举”中，史美伦被评为“商业、金融界”的“杰出领袖”。可内地的金融界，似乎越来越不能忍受“领袖的风采”了。
2004年9月13日下午，史美伦在浦东机场登机前半小时，新华网爆出史美伦被免去证监会副主席的职务。当史美伦到达香港后，才知道自己被免职了。对这种“偷袭”行为，在记者的追问下，她连说两声太好了，并问记者：“是新华社的消息吗？”记者说是。史美伦说自己并不在意，她曾多次提出辞职，现在是如愿以偿了。她说：“来北京上任时，我答应只干两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长期分开不是办法，这是实在的原因。”在牛市的顶峰来内地，在熊市差不多底部时被免职，更有些证明由于她的监管使内地股市步入熊市的说法了。史美伦离开的第二天，股市把这个作为“利好”，上证指数微涨了40点。
不过与史美伦无法战胜国情一样，她同样也无法战胜股市的自身规律。网络股泡沫的破裂导致股市走熊，那是世界性的。至于指责史美伦的监管方式不合内地情况，也未必有道理。就像史美伦事后所说：“我在任上时，有人来求过情，说这是谁谁谁，我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能这样做，也没人这样做。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什么后果。”史美伦的离去，或许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悲剧，人们应该意识到内地股市问题的严重性，或许已严重到病入膏肓。对于史美伦的离去，高兴的应该是各路“黑庄”们，而不应该是普通的股民。“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史美伦的“胡笳十八拍”，让“散户落泪沾股价，股民断肠对归客”。
虽然史美伦卸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可仍担任着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一职。2006年，时年56岁的她又担任了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一职。
第二、股市狼藉话“破产”
南方证券绝命“双哈”之上
中国股市历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监管一严，问题频出，一些券商和上市公司纷纷倒地破产。“铁娘子”的铁拳砸下来，还是砸翻了一些券商。券商倒地，股市狼藉。怪铁拳是不对的，为恶的券商终究会倒地，狼藉的结局难以幸免。
2002年，据《财经》杂志报道，南方证券有委托理财、操纵股价和挪用客户保证金等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结果是挪用客户保证金高达80多亿，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透支和国债欠库超过100亿，委托理财亏损超过30亿。这也就意味着，南方证券走到了尽头。
在1997年6月查处申银万国证券操纵股价时，申银万国的总裁阚治东无奈地说了句“领导责任肯定要负的”，之后，他被免职了。两年后，这条股市大鳄游到了深圳，当上了深圳市创新科技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大鳄就是大鳄，深创公司在阚治东掌权前只有2012万的利润，阚治东接手一年，利润增长到近1亿。
2002年6月，南方证券陷于危机时，管理层尚未意识到南方证券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临时换帅，想把南方证券从悬崖边拉回来。新换上的帅就是阚治东。这条金融大鳄临危受命，出任南方证券的总裁。在阚治东掌管南方证券后，央行提供了78亿元再贷款以解南方证券的燃眉之急。但南方证券的问题严重得多，这点钱根本填不了前任留下的窟窿。阚治东开始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来填窟窿。原来南方证券已占用了19亿的客户保证金，到阚治东离任时，占用客户保证金已高达90个亿。此外南方证券还拖欠着登记结算公司数额巨大的交易结算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