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一把双刃剑，有时让人高瞻远瞩，有时却禁锢人们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正在进行着“姓资姓社”的大辩论。1991年3月，《解放日报》刊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观点一出立即遭到北京几家报纸的批评，有一家大报还发了社论，坚定地主张“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此文被中央领导发现，责令立即删除。可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是发表了大讲姓资姓社的文章。
从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发行交易来说，这种“姓社姓资”的讨论显得非常空洞。面对老百姓刚刚有点好转的生活，那些“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地搞“主义”的人，真该扪心自问，他们想干什么？就算股票“姓资”，其实质我们还没搞懂是什么。1984、1985年发行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时就规定：法人购买的股票，股息不得超过银行利率（当时银行年利率是7.5%）；个人拥有的股票，股息不得超过15%。也就是说，公司赚得再多也不能分给股东。为了把利润分给股东，延中实业居然想出抽奖的方法，大大小小的奖品，小到衣服鞋子，大到房子，弄得小小的证券交易柜台经常要发奖品，好不热闹。在发行飞乐音响股票时，甚至还明确规定：“自愿认购、自由退股、保本保息。”这叫什么东西？保证质量、可以退还。这种做法想姓“资”，人家都会笑话哩。
上海如此，深圳也是如此。1988年8月，听说中国深圳发行了深发展股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特意来探个究竟。参观了深圳发展银行后，他困惑地问：“国家控股的股份制能真正发挥股份制的作用吗？中小股东有没有话语权？没有交易所，股票怎么流通？价值如何实现？有没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来保障股份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银行领导是不是股东选出来的？”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深圳人一愣一愣的。到底是我们困惑还是美国人困惑？弗里德曼拿着深发展的股票道：“你们的股票设计得很漂亮，但是像货币，不像股票。”言下之意：中国人把股票当做了特殊的货币。不过这位诺奖得主最终还是感慨了一句：“已经是不容易的一步了。”或许他最终还是领悟了“中国特色”。
在那个把牛仔裤和邓丽君视为精神污染的年代，能搞出像货币一样的股票，已是一个奇迹了。虽然“中南海汇报会”使证券市场的建立暂时搁置起来，但金融界的青年官员和致力于改革的证券青年并不甘心。暂时不建，也得研究。要研究就得有机构牵头，政府不可能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研究机构。不过张劲夫最终还是给了这些热血青年一个安慰：政府支持，民间发起。这已是网开一面了。你们自己去搞，政府承认它的合法性。
1989年3月15日，一家叫做“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民办机构在北京成立。后来又改了一个名字，叫“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两个名字简称都叫“联办”，意思都是研究设计中国证券市场的。“联办”是由九家公司各出资50万建成的。九家公司分别派驻一名首席代表，他们分别是：郑敦训代表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赵志坚代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冷林代表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宫成喜代表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代表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杨咸祥代表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贾虹生代表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张晓彬代表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人喜欢“九”，“九重天”是老大，大到最后“九九归一”，很神秘的。九家公司组成的“联办”能否让中国的证券市场九龙腾飞呢？
后来王岐山总结说：“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联办’。”我们不必去评价“联办”的成就，不过它象征着证券青年们的努力，毕竟他们在研究、学习和尝试。正是有了这种尝试与研究，我们才渐渐懂得了股票和证券市场。后来证券市场建立，“联办”开发了STAQ自动报价系统。
静穆中耕耘出静安指数
有了市场并不等于有交易，有了交易也并不等于是股票交易，人们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未来，然而1988年的中国股票交易，不要说买公司的未来，就是买公司的现在都谈不上。
上海飞乐音响发行的6500股流通股，每股面值50元，延中多一点，发行的10万股中有94%是流通股，面值也是50元，于是这两只股票在上海静安证券交易柜台上，价格就一直在50元附近波动，几度还跌破面值，由于许多人把股票当做存单锁到箱底去了，所以交易量极度萎缩。恐怕股票的价格与公司的业绩、公司的资产增长有什么联系，是那时的股民想都没想过的。
正是在这样的冷清和静穆中，却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的证券从业人员在默默耕耘。新中国第一个股价指数--上海静安指数和边晓敌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边晓敌是个在黑龙江农场下过乡的上海知青，1979年回沪后进工商银行上海静安支行教育科工作，负责电视大学的教学。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静安支行与发行股票的静安营业部有业务来往，使他与静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认识。1987年7月要建立柜台交易，所以黄贵显把他调去参加柜台交易的设立。当时搞柜台交易的只有一位叫功荣泉的老职工，交易清淡，全是手工操作。从在小黑板上写股价到填写交割日期，从登记卡号到盖章过户，而且所有的计算都靠拨算盘珠子，所以工作又累又烦琐。堪称新中国首位红马甲的功荣泉，在柜台交易建立后不久，因过度劳累染病去世了。虽说“古来青史谁不见”，可“今见功名胜古人”的先驱者，有些就是默默无闻的，功荣泉就是其中的一位。新中国第一位红马甲去世后，柜台上就留下边晓敌一个人顶着。一个人的“交易所”，很凄凉的。
边晓敌工作认真，不仅把每天的交易仔细地记录下来，而且买了许多国外关于股票方面的书，进行钻研。他发现国外的股市都有指数，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指数，日本的日经指数。所以在1988年初，他根据自己记录的一本股票交易统计的原始账本，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指数。他几乎参考了所有国外指数的编制方法，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时在日本蓝泽证券公司研修归来的阚治东先生，开始负责静安营业部的工作，并主编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他对边晓敌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视，亲自对这个指数进行修订完善，最后定名为静安指数，公布在《股票年报》上。
静安指数以1987年11月2日为基期，所选的股票是当时在上海上市的所有股票（也就两只），取用的不是每天的开盘或收盘价，而是当日的平均成交价。这个指数推出后，虽然在1988～1989年两年间一直100点±20%的幅度内波动，而且是世界上反映股票最少的指数，但国外的媒体还是承认它的价值。当时香港报刊报道说：“反映上海股市行情涨落仅有的静安股价指数，成为市民们判断股市的晴雨表。”现在静安指数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新中国股市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和新中国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一样，应该为后人所铭记，尤其是在证券业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们在无人问津处境中的艰难创业。
就深圳来说，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的处境比上海更为艰难。深圳柜台交易的情况令人啼笑皆非，人们来买卖股票却要证券公司定价，因为在他们眼里股票是国家的，证券公司代表着国家，国家说了算，老百姓怎么能向国家讨价还价呢？深圳证券公司也十分小心，在1988年上半年将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市场价定在每股21～25元之间，并为此向社会和股东们发出问卷调查，有98%的股民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因为股票面额是每股20元，国家不让百姓吃亏，当然价格应稍稍高于面值。于是股民在这个价格范围内，心安理得地交易着。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奇怪的股票交易。1988年9月，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布当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这家股份制银行开业一年，税后纯利润为2558万元，每股赢利38.69元，净资产就增长了近200%，已上升到每股59元，而市场价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在25元以下运行着，真可说是“跳楼价”。股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与这家银行是什么关系，更不会关心公司的未来。第二年（1989年（公司纯利润为4302元，利润增长速度差不多100%，但这对连“股东”一词是什么含义都懵然无知的深圳股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面对如此无知可笑的交易，深圳证券公司想用资产净值来为股票定价，并想售出发行时无人问津的那部分股票，但又怕过分震动十分娇小的市场，所以犹豫再三，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小心翼翼地挂出每股35元的价格，这着实令股民吃惊：怎么20元的股票变成了35元？但既然是国家定的价，自有其道理，玄机莫问闷发财。这次“调价”给市场一度带来了小小的兴奋，深圳证券公司乘机以这个价格售出自己持有的1万股深发展股票。然而市场短暂波动了一下之后，马上又归于沉寂，股价上一个台阶后，在35元上下波动着。
交易市场如此冷寂，发行股票依然相当困难，证券公司的生存也依然深陷窘境，公司的领导常常为发不出工资而犯愁，更不用说什么奖金了。但困难往往和机遇同在，万科股票的发行是在深圳证券公司最困难的时期，也是真正站稳脚跟的时期。
1988年底，深圳唯一的证券公司，理应承担包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业务，万科既然是股份公司的“正规军”，其发行当然也应按照国际惯例，承销商一手承包上市公司的策划、宣传、发行。然而刚成立的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在深发展股票发行的“失败”中，尚未喘过气来，根本没有能力完全包销。万般无奈下，最后商定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只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其余万科公司自销。
600万股，对于缺兵少将且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深圳证券公司来说，的确是个可怕的数字，深发展79.5万股也只售掉一半，而这600万股，如果卖不出去，按协议，证券公司得全部买下来，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深圳证券公司的全部员工迎接了这份挑战，他们和万科公司的推销人员一起，跑遍了深圳的每个角落，除了渔船上没去，其他地方都去了。
一个月的包销期过去了，证券公司承销的600万股只卖出去3/4，剩下的150万股必须自己吃下来。他们尽力了，却再次“失败”了。失败不等于结束，成立只有一年还在靠贷款维持的深圳证券公司，必须筹集150万元资金来吃下150万股（每股1元）万科，这谈何容易。然而他们咬紧牙关，硬是靠东挪西借，买下了这笔股票，同时也买下了公司的未来，因为他们深信，一旦峰回路转，就将柳暗花明，或许新中国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已依稀听到深圳股市的喧哗与骚动正隐约传来。
“示范作用”
到1989年1月7日，万科股票共发售出1200万股，余下的一多半看上去再也销不动了，似乎又将遭遇深发展同样的命运，但情况却在几天之内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万科发行一下子走出了滞销的困境。
1989年1月28日，人们在《深圳特区报》头版读到这样一条消息：“昨天下午3点55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一位胡先生在万科公司购买了1000元股票。至此，万科2800万股票全部售罄。历时30天的万科首期股票发行圆满结束。”这条消息在敏锐者的眼里，预感到深圳的“股份年”真的悄然到来了，无人问津的柜台交易即将成为历史。
为什么没几天万科的发行从滞销走向了畅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到来，固然有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理解“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人在增多这样一些原因，但更主要的是，1989年初深发展的分红派息迅速改变了人们对股票的看法。
如果1988年下半年，深圳证券公司把深发展的股票定位到35元，引起股民们好奇的话，那么到1989年初，深发展的派息分红，引起的就不再是好奇了。人们发现这种“存单”所带来的利息远远高于银行，所分派的“利息”达到了股本的30%，有人猜测这就是证券公司把价格定在35元的原因。然而这种猜测刚刚产生，深发展1989年的年中分红，又把这种猜测彻底打破了。深发展实行二送一的年中分红，价格在除权后又渐渐回升至35元上方，会算的股民们自然就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用40元买进两股，现在变成了三股，以35元卖出，即使不算年初30%的派息，仅仅两年时间，40元已是105元。要是不卖掉，这时深发展又按10:6的比例进行配股，那以后……
深圳体改委把深发展的分红派息和配股叫做“示范作用”。正是这种“示范作用”让深圳股民第一次对股票有了一个发聋振聩的认识。这个认识很难说有多少理性的成分，有股票的后悔当时的“政治觉悟”太低，买的太少，没股票的跺着脚骂自己没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单位里觉悟低的人用极度羡慕的目光看着觉悟高的同事，看着他们发了一笔意想不到的“政治财”。一时间参与股市的人成倍增长，长期死滞的深发展开始了节节攀升。“灰姑娘”升空了，终于变成了美丽的天使。
当深发展从30多元攀升至73元时，人们在1989年5月9日的《深圳特区报》上读到一则题为《发展银行认股招标，投资者以120元中标》的惊人消息。消息如此报道：“发展银行普通股认股权招标于9日下午5时在证券公司当众开标，驻深圳某公司的方阳辉先生以每股120元的价格一举中标，将招标的2180股全数购走。”令深圳人吃惊的不是招标本身，而是报道的后半部分：“发展银行股票咨询台的卖出价格才挂到每股73元左右，而且无人问津，购买者竟以120元高价购买招标之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