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0日，深圳街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一支支认购新股的大军，据保守估计，一夜之间大约有60万人涌向深圳街头200多个认购申请表发放点，每个发放点排队的“长龙”都超过两公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认购大潮，深圳出动了3400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到场维持秩序。深圳街头多日不见的炒股场面，现在变成了炒认购申请表的场面。
由于每一号码最多只有一次中签机会，即已中签的号码不再参加下次抽签，而且每个中签号限购2000股，所以人们都想多领几张认购申请表。可认购申请表上的身份证号码只能出现一次，否则申请表就无效，也就是说一张身份证只能拥有一张认购申请表，因此一夜之间身份证“价值”倍增，据当时深圳全市统计，挂号的大户就有数千人，这些握有巨资的股市大户，开始到处收购身份证，一时间身份证被炒到了500元一张，同时认购申请表也被炒到了700元一张。
在发放认购申请表的同时，深圳各专业银行通存通兑储蓄网点出现了排长队存款的现象，估计深圳全市日增存款超过4000万元，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准备好了中签后认购新股的钱。每天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开办“股东代码卡”的股民，骤然间增至3000～5000人，“股灾”的阴影在新股的推出中顿时被抹得一干二净。
到11日傍晚，发放结束，实际发放了293万张认购申请表。按时间规定，收回并有效的认购申请表为237多万张，约占发放总数的81%，无效的颇多，无效的申请表主要是不符合《关于申请认购深圳市1991年上市公司新股的公告》的要求，即申请人未满18周岁或身份证号码不清楚、被修改过。这当中还有人只有一张身份证却领了几张申请表，导致身份证号码重复填写。根据有效认购数，预计将有10万人得到中签机会。11月22日晚上8点半，深圳电视台对新股抽签进行了实况转播，23日《深圳特区报》公布了抽签结果。
从这次新股的认购狂潮，我们可以意识到深圳人对股票的无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两年时间，深圳人对股票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狂炒再到狂跌的大起大落，股市变化快，成败谁复论？这次认购狂潮意味着股票供需失衡的时代已经到来，那种对股票的无知而产生的连夜排队抛股票都抛不掉的场面将不会再现了。对股票的纯粹无知所导致的大起大落，与股市的投机阶段的震荡是有区别的，无知时期的“崩盘”并不是超跌，更不会有什么超跌后的反弹，而是股票真的能成为废纸。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市政府出面救市是完全必要的。
“股灾”后仅仅两个月时间，对股票的狂热突然重新降临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到1991年12月的下半个月，深圳股市终于打破持续20多天的百点盘局，向上突破。12月23日，股指由101点升至110点，24日创下114点的12月最高纪录。199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6只股票全部报升，深圳指数收在110.3688点。即将到来的1992年是中国传统的猴年，先知先觉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中国股市也将如疯猴般地上蹿下跳，真正意义上的投机阶段来临了。
1992：中国股份年
这个猴年是中国股市最为疯狂的一年，也是管理层对股市的监管进入实质性的一年，更是中国股份制改革全面铺开的一年。1992年，无论是企业还是市民，对股票都产生了过于热烈的想象，这种想象与中央对股份制改革的肯定不无关系。
1988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股份制和股票正式被正名：“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样，都不会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游资，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切实抓紧抓好。”这无疑结束了股份制和股票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无谓争论，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吹响了进军号。经过几年的试验和实践，中国政府终于下定了这样的决心：“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发展金融市场，鼓励资金融通，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并形成规范的交易制度。”
这决心又通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具体表现了出来。
1992年即将来临之际，李鹏总理在国务院国务委员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行股票是一种筹集资金的好形式，在目前正在深圳、上海进行试点工作。群众买股票的热情很高。我们要因势利导，还要告诉大家股票有风险。要使股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服务。”随后，李鹏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先后视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11月21日，李鹏总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挥毫题词：“证券交易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1月26日，江泽民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视察，并挥笔题词：“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
1992年1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下深圳，当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从火车上下来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紧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连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岂止是想念，广东省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更需要理论上的肯定和实践上的指导。1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发表了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的讲话，其中对股市讲的那段经典之语，是当时证券界的人士都能背诵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这段讲话令深圳振奋不已，股民们奋勇入市，股价升势锐不可当。当升势过猛，获利盘巨大，正要进入调整时，恰逢到深圳视察的田纪云副总理又说了句“股票是个好东西”，致使股市难以调整，股指继续推高。香港《大公报》为此感叹道：“深圳市民如此看重高官的态度，说明深圳股市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言之确凿，中国人讲究政治素质高，股份制改革自然需要中央的肯定。1992年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体改委旋即在深圳召开全国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肯定了股份制试点的重要意义，指出“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1992年3月，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股份制改革提出了中央决策性意见：“实行股份制是筹集建设资金和监督企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并有利于促进企业机制的转变。要积极进行发行股票和证券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抓紧人员培训，完善规章制度，健全交易秩序，使股份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央的肯定和决心，使各地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迅猛发展。1992年是股份制企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全国股份制企业新增近400家，总量约达3700家，比1991年增加约15%，而全年证券发行量、交易量均居历年之冠。同时老百姓购买股票的热情也居历年之冠。以福州为例，闽发证券公司在1992年下半年于报上登出通知，要求市民以信函方式申请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登记，当天上午福州各邮局人潮汹涌，全市各主要街道的邮筒个个爆满。在重庆，1992年发行了30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5元，一张身份证限购5张，当即售卖一空，随即在人行道和公共场所，市民们公开进行认购证交易，一张中签认购证炒卖到1500元，未中签的也高达300元以上。此外在成都的红庙子街成立了四川省证券交易中心，1992年8月11日，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500元一张的债券，转手炒到了1000元。在这条街上形成了一个黑市--红庙子市场，俨然成了一个股市的一级半市场，一些被传为可能上市的股票，在这个市场里疯狂地交易着。这个市场从1992年至今，查了又来，来了又查，一直顽强地存活着。实际上，在这里交易过的一些渣渣股（四川话，即垃圾股），后来真有不少上市了，如川盐化、川金路、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等。
“炙手可热势绝伦”，1992年，中国“股份年”真正来临了。
但是事情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老百姓买股票一哄而上，企业搞股份制发行股票同样一哄而上，这种局面给股份制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武汉市体改委副主???所言，“1992年以来，武汉市的国营企业要求搞股份制，简直成了风，几个月的时间，仅市体改委收下待批的企业报告就达百家。”企业不顾自身的情况，一窝蜂地想挤入股份制行列，而已改制成股份制的企业像股民买股票似的在交易所排起了长龙，为了应付等待上市的巨大压力，1992年5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不得不设立二类股票，并且安排到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所谓二类股票，即申请前一年有形资产净值与有形资产总值的比例为20%（一类股票不低于25%），记名股东人数不少于800人（一类股票不少于1000人）。据悉，当时的达声、振兴即属于二类股票。
而有些上市无望又不想放过老百姓对股票狂热的好机会的公司，只好暗箱操作，非法发行股票。1992年6月22日，深圳市工商局就查处过一件非法炒卖内部股票案，炒卖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广州风华贸易公司被责令将全部股款退还认购者，并依法受到经济处罚。
在股票市场上，一哄而上抢购股票所造成的混乱也层出不穷，鱼目混珠的伪造股票屡屡出现。在股票上加个零，以小充大，时有发生。那些买了别人已经挂失股票的市民更是哑巴吃黄连。像深发展发行的新股，挂失的就高达85980股，而捡到者往往又拿到市场上去流通，使买入者要过户了，却找不到原持有者，根本不可能过户。外地某些地方因为尚未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通电脑联网，也未实行统一的股东账户，私下过户的情况严重，受骗者颇多，甚至还引发了投资者与证券从业人员的冲突。盗窃股票的现象这时也出现了，1993年2月24日，深圳公安局破获了全国首例股票被盗案，案犯曾某偷记他人股东代码卡号码、股东存折编号、股东姓名等，伪造身份证，到证券部门盗卖他人股票。
在有13亿人的中国，一旦人人都想买到股票，那庞大的需求量是任何一种市场都满足不了的，更何况刚刚建立的雏形市场，所以如何发行新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梦里寻他千百度”
对股票“认购证”，许多老股民依然是“梦里销魂”；至于极少数因“认购证”而摆脱工薪阶层的股民，对那个年代更是“琵琶弦上说相思”。
1992年的上海业已开放，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截至1991年底，上海股票总面额为2.76亿，可流通的个人股面值为7569万元。据1992年初上海复旦大学金融系对上海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上海有79.35%的人说自己想买股票而买不到，83.62%持有股票者想要追加股票投资。虽然在1991年10月28日，上海实施了个人股票收入调节税，即按股息、红利超过一年存款利息部分交纳2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遏止人们对股票欲望的升温。问卷调查明确地告诉股市的管理层，上海人对股票的热情已达到了沸点，如果新股发行，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的场面不可避免，对于社会治安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992年1月13日，上海管理层推出了新股发行办法，1992年股票发行实行认购证摇号中签购股，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有效期为1年，单位和个人均可按规定时间到银行办证。在这个发行办法中，有两点是极为明智的：第一是没有像深圳那样仅在两天里发售，而是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各大银行网点随时可以购买“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二是无限量发售，有多少需求就供给多少，认购证本身没有股票的供求失衡性质。这两点避免了万人上街争购的局面，也就避免了治安上的隐患。
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安全有效的。认购证印制精美，封面烫金，封底上印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字样，每份内设可复写的四联，要求购买者填上自己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认购证出售所得资金全部捐献给上海福利会。原本准备了100万张认购证，以为足够供应，没想到一抢而空，管理层只好马上加印。据认购证财务代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统计，截至1992年2月1日，上海各发行点共售出“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207.6万份，共计收入6232.95万元，除去工本费、广告费等支出，尚余5620万元，全部捐赠上海福利会。2月2日发售工作圆满结束，各发行点停止对外供应。
207万份比管理层预计多出了一倍，可对于热情高涨的市民来说，这个数字太渺小了，因为他们是拿“无限量”来相比的，而且并不限于上海人可以购买，只要是中国公民都可购买，在许多人眼里发行结果会出现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大多数股民根本不看好“认购证”。正因为大家不看好，致使有一些人“歪打正着”地发了财。比如时任申华公司董事长的瞿建国，当时正为公司上市的事到证券公司接洽业务，证券公司的人说：“你是公司老总，帮我们完成点指标，买些股票认购证吧。”不容分说，便填表给了瞿建国1000张认购证。瞿建国想，自己公司有那么多人，1000张总能推销出去的，再说为了公司上市，证券公司的人是不能得罪的。所以他拿了这1000张认购证，到自己公司动员手下人买，但动员来动员去，员工们出于给领导面子，大都认购一两张意思意思。一圈下来300张都没卖掉，瞿建国只好拿着700多张认购证去证券公司退。“你拿都拿回去了，怎么好退？不好退的。就算给上海的福利事业做点贡献吧。”证券公司的办事员对他说。碍于面子的申华董事长只得吃不了兜着走，四处借钱把一堆“包袱”背回了家。就这样，瞿建国“被迫”发了500多万元的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