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正式开业，上市公司6家，上市股票5亿多元。股民们会想，从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政府征收股票印花税及个人红利所得税超过1000万元，难道政府收了钱却在如此危难之机袖手旁观吗？
实际上当时深圳证券管理层与股民一样缺乏经验，与股民一样感到绝望，股票与股市对于管理层来说同样是新鲜事物。深发展股价放开暴跌，深交所两位掌门人王健和禹国刚就不知所措了。直到1991年4月22日，5只股票零成交，才使他们把救市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救市会议。望着企业家们个个面露难色，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健由于心情过度沉重和焦灼，竟与在证券营业厅望着深发展股价狂泻晕死过去的股民一样，猝然昏厥过去，被救护车拉走。绝望令他大面积心肌梗塞，生命垂危。病房静悄悄，股市静悄悄，仿佛股市与王健一样，都在静寂中与死神搏斗着。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三次到医院探望，市委书记李灏也到病房探望。经过整整10天的抢救，王健在医生的帮助下终于告别了死神。
然而股市呢？股市能战胜死神吗？股市靠谁来帮助战胜死神呢？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王健，每周两次悄悄溜出医院，到证券交易所巡视，望着跌势难止的股市，他绝望地思索着。
一年半以前，即1990年初，他和副手禹国刚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来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熬到了交易所开张，面对的却是股价的一路狂泻。为了救市，禹国刚还两次到电台进行安民演说，对市场上散布的政策利空进行澄清，还马不停蹄地找市长、投资公司、上市公司商讨救市良方，然而无济于事。难道深圳的股市就此完结了吗？
想着想着，王健意识到救市刻不容缓，否则深圳股市将面临灭顶。在病榻上，王健焦灼万分地对禹国刚说：“应该把问题的严重性告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救市刻不容缓……”
禹国刚心里何尝不焦虑如焚，他一边跑医院看王健，一边跑政府找市领导。那天他从医院出来，连夜驱车直奔各位市领导的家中，一家家地跑，一遍遍地说明形势的严重性，一位位地请求。用行政手段救市好像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有些领导是有顾虑的。“但深市是个才10个月大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禹国刚急切地说。他的诚恳终于感动了市委领导，得到了“全权处理救市事宜”的“上方宝剑”。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希望企业出资挽救股市。会上企业老总们对股市毫无信心，对拿钱救市深怀疑虑，会议无果而终。8月21日、23日、25日，市政府又连续三次组织企业家召开救市会议，可一提到出资问题，企业家们就一声不吭，仿佛都有“万千心事难寄”。企业家们与股民一样，谈“股”色变，岂肯以“金”相许？1991年9月2日，救市会议第五次召开，这次深圳市长郑良玉亲自出马，在强调了救市的急迫性之后，郑市长语重心长地说：“李灏同志让我跟大家说几句，我们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的眼光。希望我们深圳也能出几个李嘉诚那样的企业家。”
会上深发展的副董事长谢强有些激动，他问：“回购自己的股票算不算犯法？如果不算，深发展能买多少？”言下之意，你们这些机构别给脸不要脸，买深发展股票会让你们吃亏？不知是市长赤诚之心，还是深发展想买自己股票的急切之心，打动了一些“深明大义”的企业家，会后终于使市国投等单位愿意拿出2亿元，以“调节基金”的名义救市。9月7日资金到位，由禹国刚、金明和仍在住院的王健指挥救市。
现在我们难以知道当时动员了哪些机构入市托盘，才使得这次救市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托盘资金掮住了龙头股深发展的下跌。1991年9月7日，深圳指数跌到历史低点47点，当日深发展13.70元开盘后，竟一反常态地开出一根很小的阳线，收于13.85元。9月9日，深发展再次低开于13.70元，卖盘挂出5000手，很快被刮尽，再挂出5000手，又被蚕食干净。多空双方对峙拉锯，彼此分厘必争，最终多方小胜，顽强收于13.90元，又出一根小阳。9月10日，还是低开于13.70元，抛盘毫不相让地仍以5000手、5000手地涌出，可收盘时却以13.95元再次放红。11日、12日、13日，深发展在13.70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坚实，其股价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雷打不动地拉出小阳线，在1991年国庆节前夕，站上了14.50元。
深发展如同空方心脏里崛起的一块多方阵地，股价似阵地上高高飘扬的一面红旗，细心的股民发现深发展股价总是有买盘在承接着，该股的抛盘日渐稀少，被逐步吸干了，其股价犹如定海神针，“风雨不动安如山”。跟着深发展止跌的是股民心目中的“小龙头”金田。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深圳指数不仅没有下跌，反而上涨了0.88点，这是“股灾”以来的第一次。
10月3日，是国庆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深发展开始拉升，从14.65元拉至15.75元，终于站到了配股价之上，涨幅达7.877%。在龙头股的示范作用下，其余几只股票也纷纷从谷底反弹，金田从6.40元涨至6.90元，万科从4.70元上升至4.95元，安达从3.95元涨至4.25元，上市不久的宝安从3.55元升至3.75元，只有分配方案未实施而没有放开股价的原野，报收于跌势，收于跌停板6.28元。收盘时股票平均升幅达6.685%，深圳指数拉出了第一根阳线，这给股民带来了“不见王师久”的兴奋。
在几天稍做整理后，买盘再度猛然发力，风卷残云般地扫荡卖盘，股价平均再涨15%，拉出第二根光头大阳线。金田与深发展一起充当领头羊，冲在最前面，紧接着第三根长阳犹如井喷，涨幅高达21%。到10月7日，深发展涨幅为55.66%，金田涨幅为107.14%，万科涨幅为73.47%，安达为70.73%，上市不久的宝安为62.16%，股价平均升幅达53.19%。到10月10日，深发展已在26元了，股价翻番。
在国庆节前后的两个星期内，深圳指数已经翻番，终于突破了100点大关，深圳告别了长达11个月的暴跌行情，走出了“股灾”的阴影，救市成功了。此次救市，历时20多天，动用资金1.7亿元，不但稳定了市场，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使参与各方获得了几千万元的收益。不过自此以后，王健就淡出股市了，他的心脏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1993年7月，夏斌接替王健，任深交所总经理。
延中“造反”了
现在的股民很难了解当时为什么会产生深沪两市截然不同的走势，可当时这两个雏形市场都还谈不上具备现代化的信息工具，上海股民若想知道深圳股市的情况，只能通过长途电话，可那时家庭电话还不普及。所以当深圳“股灾”之时，上海大多数股民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想象股市的风险。在1990年的最后一周，上海股价一直以每天5%的涨幅上升，上海股民非常圆满地给1990年画上了句号。
但危险并不是不存在，尤其是介入上海股市的“南方军团”，从深圳的亲戚朋友那里得知深市的惨状，手里拿着电真空，心里却惶恐不已，生怕“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出逃。从1990年7月起一直攀升的电真空，在1991年1月14日，突然从最高点530元直线下滑，“南方军团”终于受不住心理煎熬，纷纷抛出手上的电真空。
这时的延中股票和电真空一直属于难兄难弟，延中像电真空的影子，电真空一跌，延中自然紧紧跟上，其他股票也不能不受影响。1月份南方股民从电真空里出逃，正好被上海股民接走，1990年下半年以来，电真空被“南方军团”扫荡一空，“心中自不平”的上海股民铆足了劲想夺回来，这次正好吃个饱，如此一来，1月份的下跌变得有惊无险，“南军”纷纷被上海股民清除出场。
1991年5月份，电真空又一次暴跌，这次暴跌引起了上海管理层的高度警觉，因为这时深圳股市已处于灭顶之灾的边缘，上海管理层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在沪市重演。在调查之后，管理层发现抛出大量电真空的是上海的几家证券公司。电真空1989年初第三次增发新股时，正好是上海股民对股市彻底丧失信心的时候，2200万元新股只发行了400万多元，其余的就变成了承销商的库存，而此刻证券公司抛出的正是这笔库存。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了稳定上海市场，避免“股灾”的出现，立即与各大证券机构进行协商，并于5月15日上午，向各证券机构发送了暂时冻结真空电子股票库存的通知。危难之际，券商岂能与股民争利？但在收到通知前，中创和海通两家证券公司已相继抛出了近1万手的真空电子。
通知一出，电真空的跌势被止住了，看电真空“脸色”行事的延中，也立即止跌回稳，一场“股灾”的险情被悄悄排除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1991年的5月17日，应该成为上海股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从险情排除的这天起，上海股市开始了一轮只涨不跌的疯狂牛市。
上海股市躲过一场“股灾”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那只“皇家股票”豫园。1990年12月下旬，豫园股票进场交易时，股价在场外已跑到了500元，即涨了5倍。1991年2月28日，豫园突破600元，而这一天电真空开始从520元一路下跌。1991年4月30日，豫园攀上700元，而此时的电真空已跌至420元。1991年5月20日，豫园涨到800.60元，电真空探低384.5元。1991年6月10日，豫园到达902.10元时，电真空终于止跌回升，以435元收盘。1991年6月25日，豫园站上了1000元大关，到1992年2月底，开始向4000元的高位爬升。
豫园股票在上海股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宠儿”，自发行之日起到1992年站上万元大关，买卖豫园股票的股民从来没有亏过。在上海股市中，这只股票“骄爱比黄金”，不管风吹浪打，我自一路上涨，无论电真空如何暴跌，只要有成交，这只“皇家股票”就冲着涨停板悠然而去。正因为这样，沪市始终没有产生齐跌的局面，即便在最惶恐的时刻，上海股民对股市的信心也没有完全丧失。当受电真空的影响股价纷纷下跌时，人们自然就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皇家股票”，而这只股票不愧“皇家”称号，她在股民眼里虽然不是领跌领涨的龙头股，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沪市避免一场“股灾”，豫园功不可没。
上海的龙头股电真空自上市以后，一直卖龙尾价，是上海股市价位最低的股票，在遭到几次重创之后，表现令人担忧。1991年7月份，电真空在470元左右徘徊，上海股民们和管理层开始担心电真空会崩盘，一旦电真空崩盘，后果难以设想。
1991年7月15日，令人惊喜的神奇力量出现了，一向看电真空“脸色”行事的延中股票，突然一改往日跟风的谨慎，不顾电真空的疲软之态，起跳反弹，犹如一个被压迫得再也无法忍受的奴隶，揭竿而起造反了。多年来延中与电真空齐涨齐跌的格局首次被打破，延中义无反顾地独自向涨停板价位43.6元狂奔而去，让心存担忧的股民们信心倍增，奋勇入市。其后延中摆脱电真空的阴影，与之分道扬镳了。既然俯首听命于龙头股的延中都敢“造反”，那么别的股票就更不会把电真空放在眼里，电真空的龙头地位彻底丧失，上海股市步深圳“股灾”的最后一丝险情消失了。
延中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有如此一反常态的表现，谁也说不清。有人猜测，这是上海管理层为躲避深圳“股灾”制造的一起“事件”，若真是如此，那上海管理层“救市”的手法，真有“深山窃听来妖精”之神妙。
“抢人生的跑道”
如果说上海管理层在二级市场演绎了精妙一招的话，那么在一级市场的发行上却陷入了困境。1991年8月，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50万股个人股，每股面值10元。这家公司于1988年成立，是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属下的子公司，发行前总股本才697万元。股本虽小，但获利能力不可小视，成立3年共获利520万元，平均年利润增长高达17.9%。所以公司首次采用溢价发行就以高于面值6倍溢价发行。
但6倍的溢价根本阻挡不了市民的抢股热情，担任主承销商的万国证券公司只得先发行预约券，预约券凭身份证领取，在编了号的预约券上进行抽签，中签者方能认购。消息一出，人们收集起亲朋好友的身份证，拖家带口地到万国证券公司门口安营扎寨，准备“不破楼兰誓不还”。面对这场“人民战争”，管理部门慌了手脚，立即把预约地点改到上海东北角的江湾体育场。发放那天，天还没亮，管理部门害怕出事故，又决定提前发放预约券，即使这样，发放预约券的万国工作人员望着汹涌澎湃的人潮，吓得落荒而逃。据说人潮退去后，体育场内被踩掉的鞋子就装了几箩筐。
上海一级市场的热情爆发，自然波及二级市场。1991年夏天，上海人惊奇地发现，在人民广场边的广东路，没日没夜地聚集着大批的人，交通终日堵塞，出租汽车司机只好绕道行驶。白天那些人围在一块小黑板前翘首而望，外围稍远者则手举望远镜端详小黑板。日落时分，许多人手持当天在上海印刷的《深圳特区报》埋头阅读，热烈争议。这里是广东路729号，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所在地。
1991年5月16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开设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在上海独家代理买卖深圳上市公司的股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上海人不用跑到深圳去买卖深圳股票，更在于拉开了异地股票买卖的序幕。在今天，证券公司遍布全国甚至海外，异地买卖是最起码的交易手段。但在1991年，这的确是个创举。如果没有这个创举，股票交易就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交易，沪深股市牛熊同步齐涨齐跌互相影响的局面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当时的信息传播和交易手段很落后，万国黄浦的工作人员把深圳5只股票（一个月后宝安上市才增加到6只）写在挂于门口的一块小黑板上，半个小时左右更换一下“即时”的股票价位。上海的股民们就围着这块小黑板展望深圳股市的走势，同时围着这批股民兴隆起来的是望远镜生意和在上海从来没有销量的《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