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忙着防治鼠疫的时候，此时在关内中国的大地上，清政府没有对1910年的上海橡胶股票市场的救市的后果至于在此时体现了出来，首先由于钱庄的倒闭，清政府存于晒钱庄的税银也白白的流失。
因此为了继续过上醉生梦死的生活，在加上要偿还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1000万镑的借款，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建议下，收归原来各省地方自己集资建设的川汉、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并只退还少量已经集资到了资金！
因此各地原来铁路集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在全国上下旋起了轰轰烈烈的暴露运动，除了在湖南长广东凿开的万人大会外，其中尤以川汉线的四川保路运动的规模最大。
在当时，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
后来领导过保路运动的吴玉章就说：“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多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
然而，按收路细则估算，只有大约700万两股款，可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
这与川人要求“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的目标相去甚远，而盛宣怀更是态度强硬地表示四川股款乃为川汉铁路公司损失，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更让川人愤怒的是，几番上书内阁为四川咨议局代奏呈文，言明“群情激切”，“请暂缓接收川路”的四川总督王人文，被清廷严厉申饬。
同年6月1日，盛宣怀、端方发给王人文“歌电”，指示处理川路原有股款的办法。称清政府欲将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路股款定要筹还，朝廷只有再借外债。
王人文深知后果严重，故将电文密不宣示。而盛宣怀、端方对此十分不满，竟于7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王人文才不得不将之公布于众。
然而事情过了没有几天，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到达成都。合同一经公布后，无疑是火上浇油，朝廷夺路之仇未去，又添卖路之恨，四川的士绅商贾、黎庶百姓被激怒了。
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到处是批判盛宣怀卖路、卖国的文章。四川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为外人所有”。如果说，开始抗议收路细则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从这保路，已不再是为自己争利，而转化成“保家卫国”！
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
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当据理力争。
面对群青激愤的保路运动，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
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
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
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
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
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
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进入辛亥革命了哦，兄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