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注于这些“费大力赚小钱”项目的同时，新世界并没有像一些房地产公司一样攫取超额的利润；但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新世界地产的根基深深植入城市社区，并在不经意间收获了“意料之中”的回报。
崇文旧城改造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富天下者不足以富一己。”新世界中国地产在内地的发展，一直定位于“城市建设者”，而非单纯的开发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新世界集团适时地组建了新世界（中国）发展有限公司，这就是新世界中国地产的前身。新组建的新世界（中国）发展公司，最重要的投入就是参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沈阳以及四川、山西等省市的旧城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这种投资方向也决定了新世界在内地发展的战略结构。与其他房地产公司不同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在新世界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1999年，新世界集团将内地房地产和基建业务分拆为两个公司：新世界中国地产（主要投资于房地产项目）以及新创建（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同年7月，新世界中国地产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新世界在内地的第一个大型项目是北京市崇文区旧城改造。今天，置身于能与国贸、亚运村等传统商圈相媲美的崇文门，相信很多人难以想象新世界十多年前在这里开始进行旧城改造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崇文区旧城区改造的难度在于，这里拥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有着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如天坛），而且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很近。一方面，必须在旧城改造规划中满足北京市的规划要求；另一方面，旧城改造拆迁成本高，如果没有适当容积率，没有一定建筑高度，则很难收回成本，但容积率增加和建筑高度增加，又会和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发生许多矛盾。
1993年，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通过在崇文区的实地考察，在与时任北京市政府领导见面时主动提出投资要求。1993年4月，崇文区旧城改造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约。在签约仪式上，郑裕彤说：“投资旧城改造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投资效果却是于国于民都更有利。我作为炎黄子孙，愿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北京作点贡献。”
在崇文区旧城改造初期，北京南城的市政配套还不完善。新世界中国地产采取了先进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策略。为了解决基础市政设施落后的瓶颈制约，新世界集团出资12.9亿元进行崇外大街市政改扩建工程，把旧有的崇外大街从25米窄道拓宽成整整70米的宽道，而共长23公里的七种主管线全部到位。在改造的过程中，新世界仅在市政建设方面的投入就达20多亿元，大大改善了崇文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状况和交通状况。
崇外大街集中了很多年长的居民，为了方便老年人，地下过街通道里还安装了自动扶梯——这是北京第一条有自动扶梯的地下过街通道。
经过缜密的计划和稳步实施，如今崇文门旧城一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世界渐渐把整个崇外地区改造成商业、商务和旅游中心地带。崇文门商圈异军突起，地产潜力得以释放，整个北京南城的经济活力被激发出来。始于1993年的北京市崇文区旧城改造工程到2007年年底为止，已经完成了总建筑规模达360万平方米的改造。新世界中国地产相继投入105亿元，帮助近17000户居民进行拆迁、回迁。
新世界旗下住宅物业楼盘的开发，吸引了大量年轻及中产人士入住，并组成了支持商圈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为“新世界商圈”发展创造了一个长久的支撑点。
城市建设者
如果说京畿重地是商界兵家必争的地盘，新世界参与崇文区旧城改造系出于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之需，那么新世界参与天津旧城改造和武汉安居工程，更多表现出的则是一个“城市建设者”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原因和政府财力有限，作为北京海上门户的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很不完善。1993年天津市中心区域还存在许多低矮的危陋平房，尤其是在市中心的老城厢和南市地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在“旧南市”（又称“三不管”）地区，在54万平方米危陋平房中，有31%的住户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内。这块1.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宽的道路不足9米，最窄的仅3米多。
这些大量的危陋平房与天津作为直辖市的地位及传统重点工业城市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对外形象及招商引资。因而，天津市政府迫切需要有实力的企业集团投资天津，帮助天津市政府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天津的投资环境。
在天津市“旧城、危陋平房改造工程”难度大、周期长的情况下，其他国内外众多开发商纷纷婉拒参与天津旧城改造。然而，通过与天津市政府以及中央统战部等政府部门的洽谈与沟通，新世界集团于1996年与天津市政府签订危陋房改造合同，以及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协议，目标是在10年内完成从道路基建、安居工程、商品住宅、商业配套、高级公寓到城市营运的全过程，彻底改造天津旧城的面貌。
面对250万平方米的天津旧城改造，新世界中国地产的首要任务是斥资共8亿元的南市拓宽改造道路工程。道路改造于1996年年末开始拆迁工作，拆迁居民5100余户。围绕南市的城厢东路、福安大街、荣业大街、南门外大街分别于1997年年底竣工通车。
基建道路建设完成后，新世界斥资6.2亿元进行南市的拆迁和改造，以配合市政府完成全年的危改目标。南市拆迁完成后，天津新世界公司又进行南市北部地区、红桥区芥园地道区及三角地地区的旧城改造。南市北部地区的工作很快便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至2000年1月5日，天津新世界花园项目奠基开工典礼仪式隆重举行，旧城改造相继完成。
在参与旧城改造的同时，新世界也考虑到拆迁户的安置之需，协助天津市政府进行安居项目的建设。新世界中???地产在津首个安居项目——华苑／天华里住宅容纳1354户家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教师村。
这并不是新世界最早的安居工程。在武汉，启动于1993年的常青花园，是新世界建立的内地首个政府资助安居工程住宅项目。10年间，这个项目共为14000多户家庭提供物业。此外，新世界还在广州市白云区为教师、医护人员及政府公务员兴建集贤庄大型安居住宅。
新世界投资于旧城改造和安居工程，源自其在香港的“居者有其屋”理念。在香港，新世界很早涉足廉租房建设，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发售给那些买不起商品住宅的居民。如以投资建造“安居工程”的财力和人力来投入商品房开发，回报至少要高4～5倍。但现代西方公司治理理论正经历着由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方利益均衡化的深刻转变。在公司作决策的时候，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政府以及立法机关、周边社区、供应商、客户、资本市场等各方的立场。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建基于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新世界中国地产何以应对各种短期利益诱惑而秉持回馈社会、注重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前行？
新世界在内地加大投资的同时，正值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而同时期的香港则经历着一轮牛市。当时与新世界实力相当的几大香港地产商如长江实业、新鸿基等，在香港的地产牛市中都财富剧增，股票价格也比新世界股价要高很多。而入京14年，投资超过100亿元之后，新世界在崇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投入到2007年才收回成本。
新世界中国地产执行董事郑志刚曾坦承：“理想化地讲，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如果能晚七八年，对公司是最有利的。”
然而，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新世界的回报悄然到来。2000年之后，就在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的地产大鳄们在突然出现的地产热潮中高价抢地、在股价高位融资的时候，新世界中国地产已经先行储备了大量可供物业发展的土地以及在用以加大内地投资力度的融资了。
在2007年美国次贷问题显露之前，以及中国2009年出台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随着内地楼市的火热，新世界中国地产过去十多年来在内地储备的土地之市场价值也就水涨船高。例如，在长沙，新世界中国地产通过收购股权获得的项目，楼面地价不超过800元／平方米。而北辰实业在2007年以92亿元投得与其邻近的长沙“地王”，楼面地价就已达到3500元／平方米。新世界中国地产丰厚的土地储备上的优势，正与公司十多年来累积的良好社会形象、经营房地产的丰富经验、香港地区以及内地本地化精英人才等诸多方面的优势相融合，巩固其在中国内地市场上的强者地位。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下传统城区或新兴城区翻天覆地的变迁，经历过中国房地产市场每几年就一个轮回的跌宕起伏之后，新世界中国地产公司已在近年开始淡定、从容地收获着自己日渐成熟的、以耕耘换来的丰厚果实。
2004年12月，由《亚洲周刊》推出的“国际华商500”排名榜揭晓，新世界中国地产从一年前的第120位升至第55位。随后的几年，伴随着中国内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新世界中国地产各项财务指标均录得惊人业绩。即便是在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猛烈袭击的2008财年，新世界中国地产仍然实现了68.85亿港元的营业收入，以及23.79亿港元的税前利润，比2007财年的53.91亿港元和13.15亿港元分别增长27.71%和80.91%。
企业克尽社会责任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付出而无收获。在履行企业公民所应尽的社会责任之同时，新世界中国地产所获得的长期回报丰厚：与各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府公共关系，并且在中国内地公众心目中树立了良好企业公民形象；同时，得益于公司在内地长远发展规划，新世界中国地产早年就已经以很低的价格拿地，累积了大量可供未来物业发展之用的土地储备。
对于一家以永续经营为目标的公司来说，这种看似意料之外的回报，其实亦在新世界的意料之中。
有一段往事足以揭示这种呼应背后的理念传承：新世界创业之初，郑裕彤从澳门携周大福名号突进香港珠宝金饰市场。为了秉持经营标准和兑现承诺，郑裕彤宁愿自己承受亏损，以平价开卖“四九金”。几年之后，周大福即声名鹊起，建立起其他竞争对手不可比拟的消费者忠诚度，从容占据了香港珠宝业的领先地位。
在崇文、天津旧城改造项目完成之后，近两年来，新世界地产在内地的投资战略亦在调整之中。但以社会责任实现助力商业共赢的目标，并未改变。郑志刚曾表示：“新世界中国地产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开发商，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城市建设者。不断探索更优越的城市居住理念，让不同阶层的家庭过上更舒适更有品质的生活，从而成就更有素质更加和谐的中国现代社会。”
太平洋保险：创新以公益为本
很多人都有与保险公司打交道的经历。最常见的情况是，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然后极力地推荐他们的某款产品，并且声称这款产品很适合你。在大多数情形下，这种对潜在客户的具体情况所知无几就贸然出击的“先声夺人”式的保险营销，不仅不会获得好的效果，反而让人们对保险公司颇有微词。久而久之，一提起保险公司，人们心中首先产生的多半是一种异样的感觉。
对于以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为己任的保险公司来说，它们的行业形象本不应该如此。实际上，也确实有保险公司通过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履行了自己作为保险公司的责任，在社会上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太平洋保险公司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近几年来，该公司根据社区公益需求设计产品，面向农村市场推出了农村医疗保险和小额贷款服务，在城市推出社区综合保险，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成功拓展了商业市场。
农村医保的“江阴模式”
在当前全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事业中，保险公司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农村与城市市场相比，目标消费群体密度小，风险控制难度大，保险公司参与时经常会感到有心无力。从2001年开始，太平洋保险公司以江阴为试点，尝试以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拓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蕴藏的巨大商机。
2001年，太平洋寿险无锡分公司与江阴市政府在总结以往农村住院医疗保险经验的基础上，在广泛调研听取农民的意见后，决定合作开展江阴市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险试点（2002年以后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体做法是：由江阴市政府牵头并负责保费征收，太平洋寿险公司负责管理的合作模式。采取定点医院、医保专员和电脑网络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在各个定点医院配备电脑和医保专员，开发相应的管理系统，并实现定点医院与公司间的联网，医保专员负责对患者进行病程监控，较好地控制了风险。
这样的做法将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与地方政府的资源进行互补式的对接，建立起了一套高效合理的农村医疗保险管理模式，征、管、监分立，互动协调。在这种模式中，各方均有明确职能，通过发挥各方优势，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开展“新农合”业务，能较好地发挥社会管理职能，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实际问题，在得到广大参保农民的认可和欢迎的同时，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市场份额。对于当地政府而言，能够更高效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将政府的关爱落实进更多的农村家庭，广大农民成为这种合作模式的受益者。
如今，“江阴模式”进入了更多的地区。从2003年起，太平洋寿险广东分公司与佛山市政府合作开展三水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首期参保人数为27.9万人，首期参保率达到98.9%。2005年试点经验推广到佛山市禅城区。2006年4月，太平洋寿险福建分公司与晋江市政府合作开展晋江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目前参保人数超过6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