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走上了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轨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是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邓小平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12月13日】。
1984年6月，经过5年的试验之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
中国的改革进行得非常谨慎而且带有试验性，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追求体制的快速变革。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市场力量的影响日益增强，与全球经济体的融合日益加深，将全世界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一个增长时期，与改革之前的闭关自守时代相比，变化可谓天壤之别。
1990～2004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16%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同时期的世界平均增长率仅为7%。中国从1980年的世界第28大出口国跃升至2005年的第三大出口国。商品贸易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33%上升至2004年的60%，这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是非常高的比例。其出口增长对于吸收低技能劳动者到非农业岗位就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减少贫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全球性公司都把中国视为其长期战略的核心。到2006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高达2630亿美元，位居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从1990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3%，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率为4.1%，而高收入国家为2.6%。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参与程度逐步深化，市场力量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据世界银行估计，在每天1美元贫困线下生活的中国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64%【6.34亿】下降到了2002年的14%【1.8亿】，在减少贫困的速度和规模上创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85‰下降到2004年的26‰，平均预期寿命则从1970～1975年的63岁上升到2005年的73岁。
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宏大理念始终贯彻在中国各项政策中。2007年12月，温家宝总理表示：“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只有双赢互利的开放才能持久，才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温家宝，《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2007年11月19日】。
全球进程中的矛盾
中国开启改革之门后，几乎所有国家都运用“华盛顿共识”中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政策变革。现代全球化新纪元已开始大约30年，现在是评价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合适时机。
这一时期导致席卷全球的政策变革有许多因素：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贸易壁垒全面瓦解以及贸易流量迅速增加。尽管事实上全球GDP增加了2/5，贸易总值仍从1990年不到全球GDP的40%增长到2004年的55%以上。大多数国家都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从1990年到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从1990年的3650亿美元攀升至2006年的31560亿美元。对跨境并购的控制大大减少。1995～2004年期间，发生了800多宗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跨境并购。贸易和资本流量的增加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
竞争强度在这一时期大大提高，刺激研发支出大幅增长，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在此期间，技术进步的核心是大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2006年，世界前1250家企业的研发支出高达4300亿美元，成为世界技术进步的核心。而在这1250家企业中，前100家企业占总支出的61%，后150家企业仅占1.3%。
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导致潜在通信范围急剧扩大，IT产品实际价格大幅下降，对改善人类福利作出了直接贡献。它还提供了相应机制，使企业组织能够进行根本性重组，帮助克服随经营规模扩大管理成本增加的问题，并促进整个价值链的良好沟通。几乎所有行业都深刻感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此期间，能源效率和新形式初级能源供应的可获得性得到极大改善，货运和客运的实际价格明显下降，农作物产量大幅上升，人类健康有了显著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70～1975年的56岁增长到2000～2005年的65岁。
除了国际一体化推动的这些巨大进步外，全球自由市场经济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世界自然基金会创立了“生命行星指数”，追踪全世界1313个脊椎动物物种【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种群数量。结果发现在1970～2003年间，该指数下降了30%左右，这个全球趋势表明“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是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如果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约3摄氏度。由此导致的世界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和对农业的破坏将威胁到全球文明。
在过去的30年里，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着高速度的集约。到21世纪初，在高附加值、高技术以及知名品牌领域，在主要为控制了世界大部分购买力的中上层收入人群服务的全球市场中，一个“定律”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少数巨型企业，即“系统集成商”，占据了整个全球市场50%以上的份额。集中进程像瀑布一样在整个价值链高速传递。在一个又一个行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的顶尖公司以“产业规划”的形式，在其众多供应商中积极选择能力最强者作为“联盟供应商”，在世界各地进行合作。其结果导致全球层面上向系统集成商供应商品和服务的众多行业都产生了快速发展的集中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一直伴随着极端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据联合国大学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测算，2000年全球家庭财富总量为125万亿美元，是全球GDP总量的3倍，而且家庭财富分配对应的基尼系数为0.89。这意味着全世界前2%的家庭拥有财富总量的50%，而后50%的家庭只占有财富总量的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早先管制金融公司的很多限制已经取消。金融市场具有产生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内在倾向。货币扩张是经济体系内生的。一旦投机过程开始，强大的正反馈循环就会推动市场不断走高。信贷在抵押资产价格上涨的基础上扩大，这将进一步拉高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推动信贷扩张。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新开发的金融工具中的投机活动创造的新“货币”总量使“真实”经济体相形见绌。在2006年年底，“广义货币”总额约等于全球GDP的122%，但只占全球流动性总量的约11%。20年前尚不存在的衍生品，现在总计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802%以上，至少占全球流动性总量的75%。2007年年中，资产泡沫“大破裂”开始??。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纷纷降低杠杆债务【De-leveraging】。到2008年春季，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人们普遍认为，全世界面临着一个严重而漫长的经济衰退前景。
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印度和巴西的加速增长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全球化和赶超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成员国普遍感觉中低收入国家在各方面正迅速赶超上来，包括它们在全球产量中所占份额、它们的人均收入和财富以及这些国家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段时期内，全球化属于发达经济体。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华盛顿共识”为框架。相应技术则由硅谷提供。突然之间，它似乎就变为属于亚洲了。全球化是富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做的事情——当然是为了大家好。而现在却开始让人觉得是别人对它们做的事情了【Philip Stephens，《金融时报》，2007年11月30日】。
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赶超程度需进行仔细评估。评估不能基于一些突出的例子，如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吸引国际新闻界关注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某一笔令人瞩目的投资。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尽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1978～2006年之间，中国总人口还是增长了3.5亿以上。当我们考虑中国的“赶超”程度和它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时，有必要将中国与整个OECD而不是个别国家进行比较，它们中每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远远少于中国，甚至整个OECD的总人口都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