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古代的一大政治神话，是以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天下”为何物，已经很暧昧了；“人心”云云，更是一笔糊涂账。《过秦论》之前，这个神话最孜孜不倦的宣传家则是孟子。孟子最爱讲的道理，就是仁者无敌，民意即天意。但真的是这样吗？所谓民意，真的天然地就能把自己表达为一种政治力量吗？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在庶民同任何先进的思想隔离开的时代，孟子的想法也不算错。他又说过，“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谁是这样的人呢？陈涉、吴广？他们虽有可能是思想的矮子，确乎是行动的巨人。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们什么也没改变。
庶民如此，士呢？先秦真正从个人立场思考“怎么办”问题的，是庄子和屈原。我们又知道，庄子是以“惹不起躲得起”为主张的，屈原倒是秉道直行，行到了汨罗江里。孟子也提到过个人方案，不外乎“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养吾浩然之气”之类，是失败的另一种说法。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说起孟子，常会联想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两篇以“怎么办”为题的文章（原题比“怎么办”要多一两个字，为了行文方便，一概称之为《怎么办》）。在第一篇《怎么办》里，他把自己行善的失败经历，总结为“先制造穷人，再去帮助他们”。发现这一点后，他在乡下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已经失败了，“科学和艺术界的人什么都不缝”，所以科学是骗局，艺术无聊而又腐化心灵--听起来像什么？《老子》。是的。托尔斯泰的额外希望，是女性教养出一个个小耶稣来--“是的，妇女，母亲们，人类的救赎，在她们手中”。我对托尔斯泰和女性都是万分尊敬的，但读到这最后一句，无法不觉得托尔斯泰的这次思考是失败的。
在行动者的眼中，托尔斯泰更是完全的婆婆妈妈。在托尔斯泰的《怎么办》前后，有两部更著名的《怎么办？》，一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部是列宁写的。列宁的著作，按要求，中国人都该熟悉的，不用多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一部用良知和理性写的小说，在后世，被称为激进主义的“圣经”。我上中学时，很崇拜里边的拉赫梅托夫，为了写这篇文章，三十年后重读车氏的《怎么办？》，心里却在嘀咕，幸亏这个魔鬼是虚构的。
“怎么办”的问题，真的那么难吗？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人，真的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个问题吗？托尔斯泰的第二篇《怎么办》，冥想让位于实际的思考，然后他得出了一个以为是最后的答案：你不该想象自己作为什么群体的成员或代表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我有点喜欢这个答案，尤其甚于喜欢那类深远的谋划。但我们的本性是纯一的，只能引导出一种行动吗？如果不相信托尔斯泰相信的永恒法则又怎么办？
托尔斯泰曾给辜鸿铭写过一封公开的回信，里边有对中国人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不要用改良或更激烈的方式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应该按照本性做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暴力，“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会自然消亡”；第二个建议，是不服从政府，不执行官吏的命令，不去协助奴役和掠夺，“道”就会把自由降到人间。这两条建议，在我们看来，是彼此冲突的；如果托尔斯泰觉得不冲突，只说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别有国情。另外，我们大概也不会同意托尔斯泰对本性的看法。
托尔斯泰和孟子都是善良的人。我喜欢托尔斯泰的从个人立场考虑问题，我也喜欢孟子的道德勇气。但“怎么办”的问题，他们都没给出满意的答案。也许，广告说的是对的，Just do it，因为，它有可能切中我们本来就一直在用生活一遍遍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