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子孙，繁衍旺盛，已成第一大望族。是人皆自称黄帝嫡系后人。谁真谁假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确信真有黄帝这个人或部族。上古传说中从大禹到尧舜，再到五帝三皇，再到这个氏那个氏，再到女娲和盘古，这些不同体系里的巨人，从古史的迷雾中露出头颅，各有各的笑容。我猜想，先民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打猎，一个是生小先民，再一个就是讲故事了。在有文字之前，能传下一些故事，已为极难，我们应当感谢他们，至于其人之有无、长短，是红是白，在东在西，倒不必证实，也无可证实。
但我对黄帝独有信心。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黄色的事情情有所钟，或对任何带“帝”字样的东西五体投地，甚至也不是受到了伟大的《夏商周年表》的鼓舞，尽管那种鼓舞，我在别的地方已经享用十年了。我相信黄帝，因为我相信有黄帝的子孙。按照常理，有子必有父，有孙必有祖，再卓越的人，也该没有例外的。
话说五帝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商周之时，黄帝的子孙，郁郁不得志，只好潜伏在民间。甲骨文里不提黄帝，也还罢了，我们看周代最早的典籍，如《尚书》和《诗经》，不曾有一个字道及黄帝，《易经》和《春秋》也是这样，只有《左传》提过黄帝的名字一两次，但轻描淡写，假装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看来古人也有嫉妒之心，大家商量好了，一同装聋作哑，来伤害黄帝苗裔的感情。
风水轮流转。战国时代言论开放，出版自由，饱受压制的黄帝后人终于大放异彩。“五德终始说”出，黄帝恢复了正位，他老人家的姓氏、居里、事迹、寿数、葬地，一一被发现；还有许多发明，小如打井、生火，大如历法、音乐，本来被人偷去专利的，这时也正本归源。一般的老百姓，慢慢地也就归化了，如司马迁写《史记》，阴险地说，“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毕竟还是本着大戴《礼记》，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战国到汉代，是黄帝子孙扬眉吐气之时，关于黄帝的各种记述，一一插到了典籍里面，因为很显然，那是以前弄丢的。本来只剩一条虚影的黄帝，渐渐血肉丰满，到了三国及更后一点的时候，越发高大健壮，无愧于半神半人的身份。
这时非我族类便来捣乱，中原那些非嫡系的人，也一起叛变。此后一千多年，黄帝重又蒙尘，人们虽都知道黄帝，也都顺水推舟地承袭汉代的成说，但在心里，对黄帝是不重视的。唐宋的意识形态里，黄帝的地位不出族谱，只有道士多讲黄帝，又不是用一种很尊重的方式。黄帝的子孙，只好再一次卧薪尝胆，啃啮手指，等待复兴的机会。
中间出了一位王夫之。从头脑看，王夫之不像是黄帝子孙，但他多半是黄家女婿。他有一本痛心疾首的著作，叫《黄书》，定义了夷夏之“夏”，取黄帝为华夏文明之祖。清末的几位新派巨子，纷纷看重王夫之，如章太炎推他是民族主义之师，谭嗣同更是说三代以后无可读之书，如果有，那就是《明夷待访录》和《黄书》了。
二十世纪初年，黄帝终于复辟。在东京的革命党首倡用黄帝纪年，黄帝像纷纷见于报刊，黄帝的新谥，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或“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等。用黄帝子孙刘师培的话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
和后来的倾向于国家主义不同，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是倾向于种族主义的。梁启超是黄帝子孙中的另一位佼佼者，他心目中的战场，先是在满汉之间，后又在亚欧之间。在他看来，拥有“富于自治”、“冒险独立”、“思想发达”、“民人众多”四大优势的中国人，至少应带领着黄种人与白种人共宰世界。那时是受进化论、近代人类学的影响。现在呢，大家当然不那么说了，可能也不那么想了。
辛亥前后，风起云涌，正是黄帝子孙期待已久的大时刻。转眼一百年过去了，黄帝子孙，繁衍旺盛，已成第一大望族。还有更多的人如我者，虽非黄帝后裔，也早拜服，以攀亲为荣。或觉为难者，是人皆自称黄帝嫡系后人。谁真谁假呢？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多聊一会儿天，多读他几篇文章，你就可以从某种独特的逻辑中，辨识出古老的血统。
知其不可而想之
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 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人的。
按一些人的逻辑，司马迁是汉奸。因为他不喜欢本朝的政治，而不爱政府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汉奸，何况他又是汉代人。
这位汉奸老先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看他记田单，传刺客，其心竟不可问。只是大乱之后，记载阙失，他的心事，往往托寄非人。《刺客列传》中，专诸、豫让、聂政，不过是被雇用的死士，看不出别的高明来。如果荆轲之辈再多些，这几位该是进不了《刺客列传》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没办法，他只得在本朝寻几位豪侠来充数。其中朱家藏活亡命，尚有可称处，另两位剧孟、郭解，黑社会头领而已。难怪后来有人说，看不懂司马迁写这些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侠？重信义？轻死生？振乏济困？这些都是道德涂饰；要说核心，还是韩非子看得最清楚：“侠以武犯禁。”侠一定是法外之徒，护法的王朝、马汉不是侠，曹植诗里的幽并游侠，要“捐躯赴国难”，高尚诚高尚矣，也不是侠，而是当兵的。侠何以有别于盗呢？大约盗是起于肚皮的不得饱满，侠是起于正义的不得实现，尽管他所谓的正义，可能是褊狭的一己私见，甚至未必是正义，但毕竟有所秉持，和李逵的“排头价砍去”有些区别。
韩非子把侠列为五蠹之一，是有道理的。私刑与公法，总是一进一退，一个法制社会，岂能容忍民间的打打杀杀。但法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往往刺激立法者扩大干涉，去实现法的专制。韩非子的理想社会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种社会只实现了一半，就让司马迁受不了了。
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有什么解决办法？自然是要求助于法律制度，在古代就是告状，拦轿，找清官。如果告状被打屁股，拦轿被踢屁股，清官虽有，却在开会，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第二个办法，就是忍耐。实际上，成熟的法制社会，公民多能忍耐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因为他对法制的信心足够强，不会因一两件事而丧失。司马迁受刑，心里是不服气的。他选择的是忍耐，把怨气留在《史记》里发酵。一部《史记》，写得最有情感的，是那些失败者，其中委曲，如他在自序里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种郁结，来自无所逃于王化的处境。不是有隐士吗？先不说隐士不是人人做得起的，就说真想隐藏吧，去哪里呢？晋代的释道恒说：“林野萧条，每有寇盗之患；城傍入出，动婴交游之讥。处身非所，则招风尘之累；婆娑田里，则犯人间之论。二三无可，进退维谷。宇宙虽旷，莫知所。”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人的。古人有此感而无此想，先贤的个人自由观念，大多是出世的、非社会的，并不指向共同自由。侠客被幻想为自由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侠客呢？立刻就互相摩擦，以人人缺胳臂少腿收场。
肆意陈欲是自由吗？古人认为是。“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谁要是给我气受，就拿刀去砍，毕竟痛快呀。古人喜欢谈论侠客，一种说法是，幻想被侠客解救。但更多幻想的，可能还是自己做侠客，高来高去，刀枪不入，从此不受气，如有余裕，帮帮别人，自我评价由此高矣，名声由此建矣，岂不快哉。早期的侠客不一定有武勇，后来的侠客观念与神仙思想合流，本领就很大了，我们看唐代小说里的大侠，有的已近乎地仙。这反映了古人对自由的幻想，那幻想的核心是安全，免于欺凌与侮辱，也免于被捉去砍头。幻想是美好的，可惜的是，它与社会建设关系很小。
实际上，便是在相当成熟的法制社会里，也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处境，人不得不拿起凶器来保卫自己。只会作极端想的人会幸灾乐祸地说，瞧，法制社会也不过如此，好像除了并不存在的两极，广大的中间现实就是一团糊涂，分不出黑白。清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种可怕的见解。但如果连读三天古书，见到这句话，就不觉得可怕了，因为你正习惯着那种暴力环境。
救星魏忠贤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
年轻时初读明史，最喜天启、崇祯二朝史事。为什么？热闹呀，阉党和东林，坏人和好人，打得鲜血淋漓，看得热血沸腾，涕泗横流（我那时喜欢躺着看书）。及稍长，转而最厌恶这段史事。为什么？其争很激烈，其所争很琐屑，所谓一文钱打破头者是也。
魏忠贤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人认为他的坏，一部分是手术后遗症，应予同情。我的同情心没那么富余，留给亲友用，犹患屡空，怎么也不会分给魏忠贤这种人。但看明末士人之骂魏忠贤，并不觉得痛快，反觉滑稽。因为两个小偷吵架，难有庄严。比如魏忠贤的第一大恶，是专权，但他所专擅之权，哪里来的？不是魏忠贤自己搜罗而来，他没有那本事，他只是从皇权和阁部之权篡取而来；既云篡取，意味着那权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此权力的定义，其合法化，其日常护理，都是士人的功劳。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秦汉之后，当皇帝比先前容易多了，要做的只是集合一大堆军队，打得人人没话。至于制度，有现成的摆在那里，公权早已会聚，人民早已驯服，所缺只一提领者而已。此权不专于魏忠贤，便专于他人之手，对庶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儒生许诺给人民的是小康社会，即孟子描述过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小康社会，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只在后一项，因为政府的功能之一，是“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以备无常。至于乐岁终身饱，农民自己不会，要你教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型于汉武时代，到了明代后期，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已经极为成熟。明末生活号称奢侈，其实下层贫民，比起一两千年前的祖先，一点儿家产也没有多。农夫工女，日夜操作，仅以糊口，一遇事情，唯有举债，年景稍差，难免釜甑生尘。这场景又是孟子已说过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是最富同情心的长者，他追问过一个令他极伤心的问题：“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东林，以及两千年里无数忠臣烈士，口口声声，要为苍生请命，好像天下苍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饿不死，最高的心愿就是少缴两斗租米，最远的出路就是寿终正寝，最美的理想就是子子孙孙皆如我。我们现在知道，人民逃此困境，一赖善工，二赖善政。善工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如能有此，哪怕政治依旧恶浊，虎狼牙缝里剩下的，也够过活，也可以号称小康了，尽管和先贤的小康之义完全不同。可惜这种进步所需的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早因思想钳制，被防患于未然了。那么善政呢？褫夺自由的政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在历史中见识过了。
东林也有得势之时。一旦得势，援朋引类，满朝忠义，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然而所主张者，不过是尊经重道，要将老调子念完。与人斗时精神百倍，做起事来丝毫不见特殊之处，遇到边事这样的麻烦，更是只有束手长叹。所以徐光启曾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党争者，就是左舷和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现在仔细想来，他的喻义也不正确。应该是，两边的人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不想翻船。如果可以拟人地说，那样的一种制度，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一旦失败，便把责任推到恶人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
在另一方面，美德也是装饰物。东林一些人士的勇敢、气节，毫无疑问，令人赞叹，难怪从江之南到河之北，到处都有老百姓为之欢喜，为之哭泣，为之拥堵街巷，围攻圣使；还有拼了性命要劫狱的。一方面，高尚的品格，确实感动人；另一方面，人们也该想想，朝里那些事，和大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关系的是，好人毕竟会做好事，稍去残杀，略纾民困。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这些行为，徒令恶贯不致满盈，是谓以一世笑，易万世哭。
至于魏忠贤，便没有他，东林也会找出另一个来，以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以自解其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