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六月三十日发生在牛背山的特大坠车事故，不容置疑，天成是地地道道的事故责任者；是二十九名死伤于他手的恶魔；是惨绝人寰的杀手。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要是有罪，老天总会用不同的方式做出惩戒，最后变成植物的肥料，变成下水道里的污水，变成天空里云朵最肮脏的一部分。天成也毫不例外，在他出事后的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因肾功能衰竭等病而死于非命。然而他假如还活着，是一个四肢健全，没有任何严重疾病的人，虽是过失犯罪，等待他的将是七年的铁窗生涯。可他最后虽在火葬厂一股黑烟之后化为灰烬，而留给死伤者亲属的悲痛，伤者的病痛和他们的心理创伤，将是难以抚平的。
十
这次劫难死伤二十九人，最大年令五十四岁，最小年仅十八岁。最令人可悲的是这个年仅十八岁的伤者，他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四岁那年父亲就弃他而去，母亲多病，妹妹也因此而辍学。没有顶梁柱的家庭，使他从小挑起了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那天就因为这起车祸，使他的家庭失去了他唯一的砥柱，也毁了他的一生，他竟然成了不省人间世事的疯子。他多病的母亲几乎每周来大队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她向我倾诉了儿子的病情。
说白了，儿子纯粹就是个疯子，常被他锁在家里。他病严重时，眼睛仁又大又白，使人看起来很狰狞。门一打开，取了捆绑他的绳子，她也拦不住。他疯疯癫癫地跑出来，像撒欢的驴驹，在村里狂奔。女人和孩子见了他都远远躲起来。跑上几圈后，一慢下来，嘴里就嗬嗬地怪叫，常喊着“车滚”，对太阳不停地吐唾沫。有一次，他跑到了村外，一个少年欺负他，拿他开心，抓住他的头发，狠命的朝墙上碰。他大叫着护头皮，用劲往外挣，没有挣脱，就被那少年拽住又碰，碰得血出来了。那少年又用脚踢他的下身，他大叫着护下身，还嗬嗬叫，喊“车滚”，后来他要和那少年拼命，少年撒腿就跑，他在后面猛追……
他母亲说，三天她就没有找到儿子，后来才被邻村一位好心的老人，从一条麻袋里把儿子解救了出来。
讲完儿子的病情近况，她脸色一片苍白，在窗口透进的阳光下可又渗出一层暗灰，粗糙的毛孔仿佛随时张开将明亮的光线根根吞噬掉。她木讷地翕动着唇瓣，还想说什么。可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进来了。进门后他不问我现在是忙还是闲，像似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功臣，牛皮哄哄的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
我对他说：“请你在下面等等，我这里还有事，办完了，我下楼找你。”
那中年人像跟谁刚吵过架，脸上的怒气还留着。他睁开的眼睛比刚来时还大了，使本应倒写的八字眉孤度显得更大。他怒气冲天的给我说：“我来了好几次，你人都不在，不知道你们天天都在忙啥。”
他这样冲着我一说，把我也激恼了。我没好气地回道：“你是我的领导，是不是我那天出去，还要向你汇报。”
脱口而出的话，使我当即意识到有点儿过冲，于是，又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下去吧，你不是看见我正在忙吗！我等会儿亲自叫你。”
中年人看我的态度转了三百六十度，又回到了他刚进门时的样子，他一脸的怒气就减了大半，再没说什么，刻意在我的眼帘里，多做了几下瘸拐的样子下楼去了。
那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没走。他己经读懂了我给那中年男人说的话，是在忙她的事。她想：这下柯队长算是腾出了解决她儿子问题的时间，他应该打开话匣子，把窝在心里一大火车皮话，给我道出来。
“柯大队长，儿子现在是这样子了，让我们娘母俩咋么个活法？”
“就现在的病情，先问问医院，还有没有治好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就只能搞法医鉴定。”
说实话，我原来对她儿子的病疑窦很多。固然，这次车祸后果特别惨重，他儿子头部也受了重伤，可不至于导致精神分裂症如此严重。后来我们就去了他的村子调查。可调查的结果证实：她的儿子在这次车祸前，没有精神分裂症病史。
可我还是不放心地问她：“你儿子，在这次车祸前有无精神分裂症病史？”
她还是以肯定的口气说：“没有，真的没有。”
“没有就好，如果这病再没有法子再治，就只好搞法医鉴定。”
“法医鉴定怎么搞，你给我说说吧！”
“要搞法医鉴定，首先要在我们这儿开一个法医鉴定委托书。”
“那你今天就给我开一个吧！”
“对啦，我记起了，你儿子那天坐车，有无其他人带着。譬如：你或他妹，还有亲属之类的人带领。”
“没有啊！”
“那这个事就说到这儿。另外，我再给你说说，如果搞法医鉴定，像这类病，咱们这儿可能还搞不了，现在全省只有华阴能做，去时我们的人一定要带着你们去鉴定。”
“那你现在就给我开法医鉴定委托书吧！”
“今天不行，后边再说吧。”
“那你今天就给我再借些钱吧！”
“借多少？”一提到这起事故的借钱，我就犯头痛。这起事故，保险公司只划过来四十万，连个零头都不够。事故刚发生，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跑钱。找县长、找支队领导，县长和支队领导又找市上小领导，市上小领导又汇报给市高官、市长，硬在那儿七凑八凑了一百万，才到帐没几天，这女人就又要借钱。
“借二千吧！”
“你说啥，借二千！哼！一千也没门。我这里只有一次五百元的签字权，超过了，我就要拿着条子找支队领导。”
“不行呀！这连我们三个人一月的吃饭钱也不够。那就借一千吧！”
“这钱，是给儿子的看病钱，不是供你们全家人生活用的。”
“这五百元，你到底还借不？要借，快点，那个人还在下面等着。”
“我借！”他的话音刚落，我向门口望去，那中年男人早已望眼欲穿地倚门等着。
这中年男人，要说他现在还瘸的那病，三陆医院的诊断证明，早就把它佐证为赝品了。可他还是说左小腿的腓骨，骨折了没有好；还说他是脑震荡，老感觉到头痛头昏。真拿他没有办法。看这样子今天又要借钱了。
“你今天来，又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我不耐烦地说。
“病情我就不说了，你也看到了，就是再借点儿钱。”看似乞求的样子。
“你这借钱，已经是无底洞了，啥时候才能完。”我厌恶这个中年男人。他是这起事故最难缠的受害者。起初，他到这里，我总是循循善诱，使他清楚这是意外过失，不是故意致人伤亡的事件，应该正确对待。可他总以为，这是根稻草，只要抓住它，就有钱花，只要有了这棵摇钱树，就有可能从这儿发横财。于是，他就没完没了的借钱。这次我们研究的处理缮后问题的方案是：死者的总赔偿额不能突破百分之六十；伤者的总赔偿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然而现在死伤者的赔偿都超过了这个限定。如果再都借，再超，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钱。
我毫不松口地说：“没有钱，不借。”
“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伤了，就要赔钱。”他怒形于色地说。
“你说的不错，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度，但是不能弄虚作假，就像你说的脑震荡，头昏头痛，作cD后，你头上又没有什么毛病。脑震荡是一个医学上的类能概念，又没有任何科学或仪器，能够测定出来是几级脑震荡，或者作出具体的结论。再说你的腿，医院的最后诊断是痊愈出院。这钱说啥也不能借。”
说完，我沉默了十多分钟。可那中年男人还赖着不走。我只好稍带笑容地说：“那我就走了，办公室的东西你可要看好了。你出来时，一定要锁好门。”
他连正眼也没看我一下，屁股还贴在沙发上，就像砸上了钉子，仍然没有丝毫动的意思，我只好下楼。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当天下午六点钟从市支队回来打开门，那中年男子竟然酣睡在我的沙发上，还呼噜呼噜地吼着鼾声。我用手戳了戳他的肘部，他深呼吸了两下呵吹，才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怎么你还没有走？你就是在这儿坐穿，我也不会给你借一分钱。你快走！”我下了逐客令。
“你不借钱，我就是不走，看你能把我咋么。”他倔强地冲着我说。
“那我只能赶你出去了。”说着我就拽他的胳膊。
“快来人呀！打人了！”他的吆喝声灌满了整个楼道。
这时事故中队的八位民警蜂拥而上，才拽胳膊抬腿的把这个中年赖皮弄了下去。可这次小动作却殃及到了我的沙发外罩，它被那中年男子撕了一个像狼窝一样大的口子。从那次以后，这位中年男子，就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我再没有见到他。因为，他的借款累计，已经超过了他最后处理应该赔偿的金额。
周五下午刚上班，我想这周倒也消静自在。没有一个“6、30”特大事故的当事人或亲属来大队骚扰。于是，我坐下来准备在电脑上下几盘象棋。可顺势向窗外望了望，见窗外哗哗一片，雨下得正大。我正好面对着窗子，看到玻璃窗上白蒙蒙的，雨水猛击着窗户，毫无间歇地顺着窗玻璃往下淌，楼外对面墙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八个硕大的红字、斜对面远处停车场的车辆、树木和天空全都看不见了，唯有雨幕。
我低头，刚上网。棋对手才站在荧屏的左上侧，这局还未开始。这时，我听到了门外咣咣的敲门声。
“请进。”
“原来是老党。下这么大的雨，没有想到你会来。”
“你把乡党认下啦！哎！事放不下嘛！想来想去还得找你呀！”
“武凌人，死者党义锋他哥么，你来了几次，我认识。”我亲切地招呼他坐下。还冲了招待贵客的“碧螺春”。
“你今天来，有啥事？”
“还是我弟的那事儿。”
“你弟的事，不是已经处理了吗！”
“但是，你们只是给我们兑现了百分之六十，剩下的咋办？”
“那只有到法院打官司。”
“我不想上法院，打官司难呀！”
我无可奈何地说：“老党呀！给你兑现了百分之六十就不错了，现在我们把大队的逃逸基金都搭进去几万了，哪儿还有钱。”
“那不行。这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我就找你要。”
我茅塞顿开，倏忽间，给老党献了一策。我手像遮阳板搭在了老党的耳廓上，叽咕道：“你去到天成挂靠的县一运司找公司的领导……”
“你这个老滑头，把矛盾转移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