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中旬，他在日记中写到，几天来，他一直在写作--"真希望能够继续这样写下去"。他开始写作《审判》，同两年前写作《判决》和《失踪者》时相比，他再也不能"受到福佑，一头扎进写作里去了"，但"我重新开始同自己进行对话了"。换句话说，他那"单调乏味的、空虚的、荒唐的单身汉生活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在夏天余下的日子和初秋里，卡夫卡继续写作《审判》。他同他那固有的冷漠和绝望搏斗，奥地利在战场上的失利似乎给他带去了焦虑："这些想法从各个方面无情地吞噬我，同以前菲利斯带给我的烦恼是相似的"。回顾他和菲利斯的爱情，他认识到，他只在这段爱情的最初阶段从写作中获得了支持--"从此以后我将永远不让它离开我"。１０月初，为了写小说，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但结果他却写得很少，这迫使他自问，他是不是"不配享有办公室之外的生活"。他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这次写作进展顺利。
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的那场审判结束两个月后，卡夫卡意外地收到格蕾特布洛赫的一封信，这让他想起了以往所有的担忧："我知道我必须孤独地生活，我并不确定我是否爱菲利斯"。他试着回忆她令他产生反感的时刻（"跳舞时她那严厉的眼睛低垂着，或者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里她用手摸鼻子和头发的样子），尽管如此，"巨大的诱惑重又回来了"。他告诉格蕾特，他并不恨她，虽然在柏林时她站在了审判他的一方，"事实上我坐在你的位置上，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离开"。卡夫卡担心这封回信会使他看起来过于固执，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回心转意。他已经过了两个月没有菲利斯的生活（尽管他一直在同菲利斯的妹妹埃尔娜通信），她对他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可是突然之间，她似乎重新成了一切事物的中心，尽管她离他那么遥远，但她很可能又会干扰他的创作了。
１０月底，卡夫卡暂停了《审判》的写作，决定给菲利斯写一封信：这是他给她写的最长的一封信。他告诉她，三个月以来，他一直沉默着，因为找不到写信的理由，也因为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的"审判"暴露出"信件以及所有写出的文字都是无用的"。很清楚，一切都没有改变。他重复说："你以前不能理解创作对我的巨大的支配力量……对我的创作来说，你不仅是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至少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的创作超乎一切限度地爱你，同样它不得不为保全自己而尽一切力量抵抗你。"他在旅馆时不是因为生气才沉默，而是因为无话可说："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我那时和现在一样爱你……但是我还意识到你不理解我的情况。"他向她描述了战争初期，他在布拉格、在瓦莉的公寓中每天的生活。下午两点半从办公室下班后，去奥培尔特公寓吃午饭，饭后用一两个小时看报纸、写信或者处理办公室的工作；随后回自己的住处睡觉；晚上九点，步行到父母家吃晚饭，十点坐电车返回比勒克公寓，"然后只要我还有精力，只要不担心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会头痛，我就一直不睡。"
在两个星期的休假中，他每天都在桌边写到次日凌晨五点，有一次甚至到了早晨七点半。这种生活方式是菲利斯不能接受的，而且双方也无法沟通。从菲利斯以往的来信中，他觉察到她对他这种生活方式怀有某种"担忧"，甚至是"敌意"。"保护我的创作是我的职责所在，只有它赋予了我生活的权力，你的担忧……对我的创作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卡夫卡知道，同样的争吵又会重新开始，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晚上，想到这些，他感觉自己"跨过了疯狂的边界"。尽管如此，他仍然"急不可耐"地等待菲利斯的答复。
重新给菲利斯写信打断了卡夫卡的创作计划，使他再一次陷入混乱当中。他觉得他已经走近了"最后一道界线，我很可能会在它的面前坐下来，待上很多年，然后又很可能重新开始另一个故事，结果照样半途而废。这就是我的命运"。他认为他又一次变得冷酷、无情，但他仍然希望再次拥有菲利斯："我真的会尝试，如果我不会因为反感自己而后退的话。"菲利斯的父亲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了，卡夫卡觉得非常不安，认为这是他给菲利斯一家造成的不幸的征兆。
